新一代掘墓人

整理/木伯 (movabody)

打工仔阿辛的自述:无论走到哪里我都高兴不起来。不管我到哪里,都无法让自己平静,让自己心理保持平衡。

阿辛出生于1977年,在改革的时代中成长。他的河南老家是个大约200户人家的村庄,村里几乎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外出了,有十多户人家甚至全家搬离了村子。他自己很快也成了一亿多进城农民工中的一员,所谓第二代农民工中的一分子。

1998年第三次高考失败后,阿辛不顾父亲反对,决定彻底放弃。他这样说:“我知道有人考了七八次都没有成功然后疯掉的。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不然我也会出事的。也许我应该试试其他的出路了。”

阿辛的妹妹早在1994年初中毕业之后就去深圳打工,阿辛对自己一直依靠妹妹的经济支持也感到羞愧。阿辛说:“我妹妹初中毕业之后就去深圳了,她在那里干了好多年,但我还留在村子里重复高考。”

外出打工不仅提供了挣钱养家的可能性,而且培育了一种个人独立和自由的感觉。对阿辛来说,不能像妹妹那样出去打工是他内心痛苦的根源。通过进城打工以获取个人自由是农民工一个比较普遍的愿望,同第一代农民工相比,这一愿望在新一代农民工中更加突出。

就这样,1998年他跟随一个邻居来到了深圳的一家小工厂。这里的劳动条件与它所在的工业村的其他工厂一样残酷。

在试用期间,阿辛一天的工资7元钱。那是以家生产电视天线转换器的小厂。他每天从早上7点工作到中午12点,然后又从中12点半工作到晚上11点。

比高强度的劳动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监工对工人们的态度。有一次,监工让阿辛搬地上的一个金属零件,作为一个新手,他不知道其中的危险,没戴手套就去捡那个零件,结果所有的手指都被严重烫伤。

阿辛回忆说:“当时监工就站在我的旁边。他面对一个流血疼痛的人竟大笑,根本不帮我处理伤口。他笑完之后又命令我去做其他事情。”

第七天,有几个在一起打工的老乡实在受不了准备辞职。他们叫我一起走,我想继续做到领工资为止,没答应。我们在车间门口处谈了大概十分钟,被老板看到,他跟监工说了些什么。当我返回车间的时候,监工什么也没问就对我说:“明天你不必来了”。

就这样他被解雇了,干了七天该得的49块钱也没拿到。老板说:“你还敢要工资?没被罚款就算你幸运了。”阿辛干了七天,什么也没拿到,就带着他的行李离开了工厂。

那段时间我没有暂住证。只能在大街上流浪,不敢走主路,怕被查证;也不敢走小巷,怕被抢劫。晚上没其他地方去,只能去电影院……晚上11点以后电影院就放夜场电影,门票3块。这个可以容纳100人的放映厅就成为我们这些没有工作的人睡觉的地方,每晚大约都有四五十人挤在里面,腿都没法伸直。早上6点到7点我们就必须离开。就这样我在电影院睡了大概20多天,直到后来我找到了一份新工作。

阿辛的经历是很有代表性的,多数第一次从农村来城市打工的人都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在深圳一家电子厂工作的女工阿敏说:“我在第一个工作中学到的是你没有自己的权利。老板有权要你走,但是你什么权利都没有。”

2000年春,在深圳打工两年之后,阿辛决定回老家。他说“即使每天我工作得非常努力,在车间里我们还是不被当人看。在这个城市里我看不到自己的前途。我怎样才能有好的前途我没有钱,也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依靠,我宁可回家。”

2000年3月回到家的时候,很兴奋,因为脑中产生了一个宏伟的计划。如果我能扩大经济作物种植规模,也能发财。我将向我父母和其他村民证明返乡也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他动员亲戚和邻居,从他们那里承包了20亩耕地开始了他的创业计划,决定种西瓜。

但父亲从一开始就反对阿辛的计划,阿辛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农民,比其他任何人都更理解这片土地,也更熟悉这个村子。同村里其他同年纪的人一样善良勤劳,还有点固执。他知道自己耕作一辈子也只能养家糊口,在他看来,理想和现实相差很远,在家务农永远无法摆脱贫困。

因为在阿辛的老家,全村只有几户人家是完全靠农业谋生,就算你特别勤快,像阿辛的叔叔那样,养过猪和羊,将稻田改成鱼塘养鱼,养鱼不赚钱又种藕、种树,但不管做什么,辛苦一年还是很难挣到一万元。如果阿辛继续留下来种西瓜,叔叔的遭遇也许就是他可以看到的前景。

实际上,现实也很快证实了父亲的预言,阿辛的创业计划很快失败。仅仅几个月的光景,阿辛就花光了全部几千元积蓄。他没有其他选择,只能离家返城打工。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只能将痛苦深埋心里,背起行囊再次来到深圳。

在去深圳的火车上,他无意中得知在深圳做手板(通常是用泥、陶等材料制作玩具模型,供大规模生产用)工资高,阿辛有一点美术的底子,就设法进入一家生产手工艺品的工厂上班,试用期工资800元。在试用期过后,他成为手板师傅,工资稳步增长。当他在这家工厂做到2002年时,一个月已经能拿到1700元了,加上加班费有时可以拿到3000元。

在同龄的打工仔中,阿辛能成为熟练的师傅并拿较高的工资可以说是幸运的。但是,曾经受到的心理创伤、严酷的工厂环境和无处安放的生活目标使他在后来的工作中没有真正地快乐过。对阿辛来说,工作逐渐失去了意义,正如他所说:“不管我在哪工作我都感觉不到快乐。我的心永远不能平静下来。我总觉得我应该做点大事。”

就这样十年中,阿辛在三家公司工作过,逐渐从一个普通工人转变为一个熟练工,再上升为管理一帮熟练工的领班。2007年,阿辛在一家为迪斯尼供货的深圳工厂打工,担任制作模具部门的领班。在阿辛的讲述中,能明显感觉到他那种凭着头脑灵活和努力工作成为一个合格工人和领班的自豪感。

然而到了2007年初,阿辛所在的工厂准备搬出深圳。阿辛和老黄、老陈等其他四位工友起诉当地的劳动局,指控他们漠视工人的需要,没能执行那些保护劳工的行政法律措施。这五位工人后来被媒体称为“维权五君子”,以争取劳工权利而闻名。他们都在工厂的手板部上班,都已经干到手板师傅的位置,而且都年过三十。最年长的老黄已经在这家工厂工作了5年,每月可以拿到4200元,最年轻的是阿辛,在这家工厂工作了一年,工资每月2200元。

阿辛提到,下班回到宿舍后,工友们常常一起听收音机,尤其是收听有关法律和打工的节目。阿辛告诉我们,听这些节目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启蒙”,他们从中知道企业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是违法的,加班工作应该获得双倍或三倍工资等等。2007年2月12日,五位工人向工厂提交了一份公开信,要求集体解除劳动关系,其理由是工厂没有跟他们签订合法的劳动合同,而且没有依法支付他们的社会保险金,此外还强迫他们超时工作,没有为每天的加班以及周末和节假日加班支付加班费等。

同时,阿辛和他的工友还敦促当地的劳动局官员帮助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并提出劳动局应当确保工厂依照劳动法缩短工时,同工人签订合法的劳动合同,为工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为2007年1月和2月的超时工作支付加班费等。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这五位工人要求工厂支付过去两年的累积加班费,其总额达到人民币65万元。对于自己的上述要求他们表达得很清楚:工人被要求一月至少工作28天,每天至少13小时。加班费只是在每天工作超过9小时以后才有。不但如此,工人的工资每小时低于法定工资1到1.2元。对于计件工人而言则根本没有加班费。

以老黄为例,2006年12月他工作了227小时(被认为是正常上班时间),外加114.5小时加班。2007年1月,他工作了266小时外加87.5小时加班。

工厂搬迁是工人集体行动的催化剂,此前工人在工作场所不断累积的愤怒、挫折和不公平感一下子找到了爆发点。工人担心工厂搬迁后可能裁员,更担心搬迁后追讨加班工资变得更加困难,这促使工人们采取行动。老黄说道:我们都是工厂里少数比较核心的熟练工人。我一个月可以挣到4000千多块,我不用担心吃喝问题,但我们缺乏安全感,也没有体面的个人形象。尽管我们把自己的青春和汗水奉献给了深圳,但我们还是没有应有的地位,而且最终来说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随时可以取代的。当我们老了,得了慢性职业病,然后返回老家,然而我们既没有养老金,又没有健康保险,那时我们怎么办?

老黄说得很清楚,他并不是对他的工作条件或者工资不满意,令他担心的是既没有安全感又没有尊严的职业前景。作为一个可以被取代的劳工,他知道自己的位置是很脆弱的。职业生活既无未来又没尊严,激起了他的愤怒和不平。

进退两难中,他们决定采取激进行动。在要求劳动局判令工厂赔付未有结果后,他们很快将行动的目标从工厂转到劳动局身上。五位工人充分地利用互联网络查询相关信息,得知当地劳动局有责任监督劳动条件并处理劳动纠纷,他们也算计到,通过起诉劳动局可以降低维权成本。在进入起诉阶段后,这家迪斯尼供应商的600名工人(其中多数是女工)也组织了各种抗争。2007年5月,该工厂同工人签订了一份短期劳动合同,并正式宣布将于年底搬迁到东莞。9月,工厂的女工们组织了多种形式的抗议活动,包括集体停工、抗议、撤回劳动合同等。他们要求支付拖欠的加班费,要求经济赔偿,要求公司补交他们应得的社会保险金。19工厂的回应是解除了一些女工的(非法)合同,并只支付一个月工资的补偿金。“老板们没一个有良心”,当工人们拖着行李走出工厂宿舍的时候很多都会这样抱怨。被抛弃的感觉不仅在离厂女工那里非常强烈,在那些留下来的工人中也很普遍。工厂管理层态度强硬,他们说根据劳动法,只需提前24小时通知工人就可以停止劳动合同,因此工厂没有责任支付补偿,一个月工资已经是工厂给予的恩惠。这种说法使女工们更加愤怒。

在这年7月,五位工人第二次向法庭提出起诉。他们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说明劳动局对他们的不满和争端进行了怎样不当的处理,要求法院否定先前的判决。更重要的是,他们坚持要求经济补偿,并要求有保护自己利益的权利:“我们并不指望在与政府部门打官司时能取得胜利,也没有指望能完全得到我们要的经济补偿。我们希望的只是探索一种新的可能性——一条保卫我们自己权益的新的道路,并且希望这条路对其他工人能有所帮助。”

2008年4月,在等待司法判决一年未果之后,这5名维权工人中的3人阿辛、老黄和老陈——决定去北京打官司。他们希望能够从中央政府那里寻求帮助,这也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了。老黄说:“去北京是最后一步。我们几乎把所有能想的法子都用过了。现在这是最后的办法了,我们不想就此结束。”他们在北京待了五天,在这期间他们去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全国人大信访办公室、最高人民法院、国务院和全国总工会。

结果却让他们失望,要么根本无法递交陈述信,要么就被草草地打发。阿辛和老陈认为他们的北京之行还是“有一个收获”:“在我们来之前我还是抱有某些希望的,现在我们死心了”。

怨恨转变为绝望,然而在对外在保护或拯救力量“死心”的同时,诉诸自我的心思正在萌芽。阿辛说:“这个过程我成熟了许多,我知道我们只有靠自己。我们没法相信政府,没法相信老板。我们要的只是一点公平。”

故事说完了,感想还有一点:究竟多少人才算一个阶级呢?据说56个民族里人数最少的不到一千人,如此说人数超过两亿的第二代农民工,自然可以称作阶级。而作为阶级,它的唯一特点就是正在“无产阶级化”:他们的命运最终依赖于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商品化的程度,既不拥有也不能支配他们的生产工具、加工的原材料和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马克思语)。

作为无产者,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作为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就不同了。用阿辛的话说:我们现在是农村回不去,城市留不下,要钱没多少,要命有一条。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了一个决心,就是要干点大事!

马克思说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可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已很难找到真正的无产者,这大概是资本主义一直垂而不死的原因。

倒是在中国,新一代无产者正在不断成长壮大,他们就是第二代农民工。千万不要小瞧了他们,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沿着老一辈走过的路子走下去,他们决心要干一件大事。而谁又能否认,这件大事就是给一个朝代掘墓呢?

至于他们到底要掘谁的墓?是谁打造了这批掘墓人?又是什么条件会加速掘墓进程?或者也许还有什么变化会让这批人不再掘墓?这些问题的答案太复杂,农民工们答不出来,实际上也不该他们来回答!

于木鱼宅

2015-9-30

http://movabody.blog.hexun.com/102506640_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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