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理财

齐鲁证券的前员工彭晨,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捕,如今该案仍在审理中。各方证词不一,到底发生了什么?

author: 陈晓舒 济南

彭晨长得一丝不苟,国字脸,剃着板寸头,戴着银框眼镜。在过去近20年的职业生涯,彭晨的经历丰富多样。他大学念的是热能动力学,毕业时在柯达胶卷谋了一份销售代表的工作,30岁时他是保险公司的行政经理。随后他辞掉工作,在上海财经大学深造了一个金融工商管理MBA硕士,开始进入金融业。他在金融公司做过按揭业务,在基金公司当过渠道总监,任职过银行私人财富管理部,也在金融研究所工作过,拥有证券、保险、基金三个从业资格证。总之,无论外表还是资历,彭晨都像一个可托付的财产管理人。

2012年,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决定引进一名“金融创新人才”, 有人向齐鲁证券副总裁极力举荐彭晨:“有专业能力,可以引进到我们公司工作”。副总裁抽了个周末,专程从济南飞到上海面见了彭晨。会面后,彭晨正式入职齐鲁证券,担任零售业务部副总经理,工作地点在上海浦东陆家嘴。这年他40岁。

在齐鲁证券,彭晨负责产品开发,寻找阳光私募、信托、基金公司专户等产品,供公司评估选择。在他的劳动合同上,这类创新产品的引进数量,直接决定了他的薪酬高低。

对于中国大多数券商而言,2012年的关键词就是“产品创新”,其中一个重要创新,就是跟国外对接,做合伙产品。齐鲁证券也不遗余力往这个方向努力。公司负责人总不厌其烦地强调:“创新是当前的第一要务”。

在培训会上,齐鲁证券零售业务总部常务副总韩亭德,每次都向分公司和营业部的员工们这样介绍彭晨:“这是公司总部新引进的金融创新专家。”他是彭晨的直接上司。每到一个营业部,韩亭德总会一再指出:“在传统业务、常规业务日渐萎缩的情况下,创新业务已成为营业部当前第一要务,是营业部做大做强的唯一途径。”

顶着“金融创新专家”的名头,彭晨刚入职就考察了30多家私募机构。他手下有8名员工,分布在上海和济南,其中2人负责对引进的私募产品进行评估。评估的标准,是依据风险、收益等打分,其余人负责对私募产品进行开发、引进、推广等。

在这30多家私募机构的筛选中,彭晨和齐鲁证券最终确定了一家最适宜合作的机构,名叫首善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首善公司),他们认为,这家公司在圈内有不错的口碑,业绩好,也有信誉。

2012年6月,在上海浦东金融贸易中心的金茂大厦,齐鲁证券和首善公司开了一次会,商讨合作的可能性。

彭详云是首善公司的副总,他向彭晨介绍了一种“有限合伙模式”。

“有限合伙”原本是私募基金的一种常见组织形式,方式是:设立一家有限合伙企业,包括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和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这种组织形式移用到理财产品当中,签约双方成为“有限合伙”伙伴——首善公司是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而齐鲁证券找来的那些中小投资者,就是有限合伙人,他们签订入伙协议后,加入到这个企业,汇入资金,进行证券交易。

彭晨认真研究了这个业务创新,在随后齐鲁证券各地营业部的调研培训中,他花了不少时间向员工们讲解这个新产品的结构。对于齐鲁证券来说,“有限合伙模式”的意义是顾及了一些中小客户。之前,齐鲁证券的客户以10万到50万资金为主,原有的产品设计很难覆盖那些中小客户。但如果通过有限合伙的形式,小客户们可以通过入伙协议的方式,加入到合伙企业来。

这看起来是一次双方都有利可图的合作。彭晨是齐鲁证券一方的对接人,而首善一方的对接人,名叫王健。两年后,他们的命运都将因为这次合作而改变。

彭晨第一次见王健,对方递上的名片印着副总经理的头衔,名片样式和首善公司的其他人一模一样。王健说起话来苏州口音,言语之中并不怎么待见彭晨。

44岁的王健给人的印象个头不高、体态微胖、短发有秃顶。2012年加入首善公司时,他声称自己很有关系,与很多券商和银行行长都十分熟悉,可以通过银行或券商合作发行产品、募集资金。

首善公司是一家私募公司。在公司官网的致辞里,董事长吴正新说,“尽管目前业界尚未对‘财富管理’形成非常成熟的界定,但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财富管理时代!”

这一年,私募行业炙手可热,寻求社会上有实力的私募机构进行业务合作,是很多证券公司业务创新的重点。

王健的确十分熟悉金融行业,也有十余年的基金私募经验。首善公司与他达成协议,由他来负责产品的设计、渠道联系和具体募集资金的工作。王健声称,在入职谈判中,首善公司给他开了年固定工资不低于600万元,不高于800万元区间的薪酬。在固定工资之外,他可以通过跑项目来抽取提成——他们口头达成协议,如果盈利,他能分到50%利润,但王健不作为首善公司的正式员工。

2012年末,王健给了彭晨一份2013年首善产品计划书,里面设计的产品为:“有限合伙加基金专户模式”——套用基金专户的目的,是让有限合伙的模式更合规范。

恰好这一年,基金专户有了明确的法律界定,11月开始施行的《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详细规定了这一模式:可以是单一客户开设基金专户,也可以是特定的多个客户。单一客户实际上就是大客户,投入的初始资产不得低于3000万元。但对于中小投资者来说,只能是“特定的多个客户”。因此,这份文件也被金融界标榜为“有限合伙加基金专户”模式的法律基础。

在上海金茂大厦地下一层大厅,王健向彭晨等人详细介绍了这款产品的结构:优先级与劣后级的比例4:1——所谓优先劣后,按王健的解释是:“优先级的本金和预期收益是由劣后级资金来提供保证,如果产品出现亏损,先亏损劣后级的资金,当产品净值达到或低于预警线的话,劣后级就要再补充资金。”

在此之前,首善公司曾与齐鲁证券合作了两个有限合伙产品,首善就作为劣后级补充了资金。

“如果劣后不补充资金,继续亏损,产品净值达到或低于平仓线的时候,基金公司会将权益类资产(股票、期货等)全部平仓,之后基金公司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进行收益分配。分配方式就是扣除管理、运营费用后,分配优先级的本金和约定收益,分配完成后剩下的分配给劣后级。”彭晨等人理解为,优先级的本金和收益是有保障的,意味着低风险。

王健向彭晨提出开始先合作三个产品,每个产品齐鲁证券引荐销售优先资金1500万元,王健解决1500万元劣后。另外4000至4500万元优先资金王健通过银行来配。

王健设计的第一个有限合伙企业,名叫“上海柏新投资管理企业”。他给了彭晨一份入伙协议,说明要募集的资金是1500万元,年化收益6%。入伙协议表明,有限合伙人购买的产品都是优先级,募集的资金,将投入到长安基金。

彭晨将这个“有限合伙加基金专户”的创新模式告诉了他的上司韩亭德。韩亭德回复:“创新一定要合规,一定要注意风控。”随后,这款创新产品便开始销售。

在齐鲁证券,代销金融产品,需先由公司评估小组进行评估。合格后,交由决策小组,进行投票,投票通过后,才由分管副总裁批准用公司OA公告版进行公示,通知各分公司和营业部进行销售。

2012年,彭晨和韩亭德一起出差,到齐鲁证券的淄博、潍坊、威海三个地区的营业部进行试点宣传,募集资金。彭晨介绍柏新产品的卖点:“有限合伙企业模式,是结构化设计,保本保息,年化收益率6%,客户的资金是优先级的,投到基金专户中的资金也是优先级的。”

很多营业部的同事都没真正明白这款产品。齐鲁证券招远温泉路证券营业部的王经理后来说,他听不太懂,但“总部视频会既然说了,我们就认为肯定是可以的”。按照培训内容,王经理后来向客户介绍时,说这是一款“按季度付息,保本保息,到期还本付息的产品”。尽管中国银监会规定,理财产品不能对外宣称“保证收益”或“固定收益”。但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吸引到更多客户。

齐鲁证券蓬莱钟楼北路证券营业部的李经理,同样也搞不懂这款产品,他是通过公司系统下发的邮件材料了解到上海柏新。“既然是公司总部推荐的产品,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和其他销售人员一样,李经理尽管不懂,还是努力向自己的老顾客介绍:“我们公司有一款理财产品,销售起点是三十万,约定收益6%,按季支付,期限是一年。”他的老顾客认购了一百万元。

在齐鲁证券,业务员的营销奖励是客户投资款的0.55%。但没过多久,彭晨就对王健抱怨:“这个东西很难卖啊。”于是,王健将营销奖励上调到1%-2%——比齐鲁证券其他金融产品的营销奖励,高出了一倍。随后,只花了一个月,他们便募集到1500万元。

到2012年底,彭晨已做成了两单有限合伙产品,他顺利通过了公司考核。但他那时还没意识到,这些产品即将为他带来怎么样的风险。

对于金融界来说,2012年是“创新”之年。时任证监会主席郭树清推动改革和创新,被赞誉为“郭氏新政”。那年年初,证监会曾多次召集各个券商,调研如何创新的问题。5月,北京召开了证券公司创新发展研讨会,郭树清在会上说:“当前我国证券行业金融创新迎来了历史最好时期。”

但这年年末,金融圈发生了一件大事,也就是后来媒体所说的华夏银行“飞单”事件。其起因是华夏银行员工向客户兜售收益率达11%、12%和13%三档的高收益理财产品,到期后却血本无归,引发了恶劣的群体事件。

出事的理财产品,是由华夏银行代销的私募产品,也是“有限合伙模式”。事发之后,商业银行风险控制系统的薄弱被反复诟病,一款理财产品没有经过内部和监管部门任何审批,竟然就能销售到社会公众手中。法院的判决认为:“该理财产品项目通过公开宣传的方式,以年化收益11%-13%的回报、提供担保等为诱惑,在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的情况下,向众多不特定社会公众募集资金,这种行为已经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最终承担这起事件罪责的,是华夏银行前理财经理濮婷婷,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被判有期徒刑四年零九个月。

2012年11月,中国证监会紧急下发通知,限制这类产品。这个通知层层下传,齐鲁证券的总部接收到的是山东证监局下发的《关于做好代销金融产品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考虑到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份额形式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监管机关和监管规则尚不确定,因此,暂不纳入证券公司代销范围。”

2013年4月,彭晨前往齐鲁证券的总部山东济南。他打算向韩亭德汇报一款“工银瑞信-首善多策略”产品,这也是王健开发的,这个产品需要一周内保底募集5000万元。由于金额太大,彭晨希望能在公司层面发布通知销售。但韩亭德没有权限拍板,便带着彭晨和他的手下去找齐鲁证券的副总裁钟金龙。

钟金龙是韩亭德的上司。他了解完这款产品,从电脑上找出山东证监局的通知,给办公室的几个人看了看。按照最新的规定,齐鲁证券不可以代销这款产品。据他后来回忆:“我当即对发布销售有限合伙企业分额的通知予以拒绝。”

但彭晨坚持要做这个产品。离开钟金龙的办公室,韩亭德带着彭晨等人在齐鲁证券济南总部,给各地分公司打电话咨询销售该产品的能力。在明知不可为的情况下,这款产品5个工作日最终销售了5745万元。

如果这些已销售的产品能够顺利兑付,也许不会出现类似华夏银行的危机。但意外很快出现了。

4月底,齐鲁证券一位员工了解到,王健用基金专户购买的长安基金是进取级,而不是优先级。这意味着齐鲁证券募集的资金有可能购买了劣后级产品。这名员工联系了他自己的一名客户,以客户身份向长安基金询问他是否购买了优先级。长安基金的回复是劣后级。

彭晨得知这件事情后,非常意外。他立即去找王健核实情况。此时,王健声称齐鲁证券募集的资金在有限合伙企业中是优先的,但是他把资金投入到基金公司,在其中的份额是优先还是劣后,和齐鲁证券无关。

彭晨开始担忧。他找到了上海警方,咨询该如何解决问题,他也向钟金龙和韩亭德汇报了情况。上司们都觉得被王健骗了。钟金龙安排零售业务总部和威海分公司对情况进行核查,内部定下基调,先行协调沟通,暂时不走司法流程。

2013年5月,韩亭德带着彭晨部门的人前往上海招商局大厦,找到王健的办公室。据在场一名员工后来回忆,彭晨问王健:“有限合伙认购基金产品的认购合同在哪?能给我们看看吗?”

王健说:“认购基金产品是我的事情,与齐鲁证券没有关系,你们没有资格看这个认购合同。”

韩亭德问:“那有限合伙的劣后级资金在哪?”

王健说,你们不是合伙人不能看,谁看谁违法。

双方争论了很长时间,最后王健妥协,允许派一个人去查看有限合伙企业中劣后级资金的客户信息。查看的人回来后说,齐鲁证券募集的确实有劣后级资金,而且资金很多。

一个月后,在齐鲁证券济南总部22楼会议室,钟金龙提出有限合伙的方式是违规的,要退出代销首善公司产品,将资金退回客户。王健表示可以退出,但是要先回上海确认下退出的方式。

直到2013年11月,齐鲁证券法务部才核查这些有限合伙产品,发现了诸多问题,例如认购的产品分额是劣后级,客户资金安全无法保障;彭晨和王健合作的10款“有限合伙加基金专户”产品分属三个不同的私募公司,其中一家私募公司由王健实际控制,资金流向不好掌控,而且出现了资金被挪用的情况。

但对于齐鲁证券来说,他们最需要做的,就是尽快退出这些产品,或者等一年到期后,顺利兑付不造成损失。可是2013年,金融行业并不景气,王健操盘的这些有限合伙企业,多数亏损。

彭晨找到王健商量:“今年整个行业是亏钱的,兑付肯定是有困难的,你毕竟在首善公司拿工资,兑付不了,对你的影响也不大,但是对我和齐鲁证券、首善公司的影响都很大。”彭晨的意思是,如果由齐鲁证券兑付的话,需要拿出来的钱太多,压力太大。此外,首善财富是投资顾问,如果投资全做亏损了说出去影响也不好。

“你看能不能让首善公司也兑付一部分或者全部兜底兑付?”彭晨提出要求。

王健回复说,如果齐鲁证券能帮忙把他手上800多万的综合费用和销售推广的欠款还上,他就同意首善公司兜底兑付。“我不管这个钱你怎么募集,你们必须给我募集到位,方式还是走以前募集资金的方式,客户直接将钱汇给有限合伙企业。”王健说。

2013年11月,第一批有限合伙企业客户资金兑付期已临近,不能兑付的风险越来越大。在彭晨按照王健的要求把欠款还清后,首善公司才兑付了到期有限合伙的股权3500万,解除危机。

但危机不断袭来,到了2014年1月,另一家有限合伙企业客户资金1500万元到期;4月,涉及七家有限合伙企业381名客户,共1.61亿元及其利息,他们已无法兑付。

客户们不断打电话到营业厅询问,也有客户开始闹事。齐鲁证券、首善公司和王健多次开会商讨兑付和亏损问题,但没人能拿出一个明确的解决办法。事情变大了。

彭晨的生活开始变得一团糟。客户天天在闹事,外婆生病去世他也无暇顾及,父母决裂,连从小一起长大的妻子也要离开他。2014年初,彭晨从齐鲁证券离职,他决定去云南丽江散心。

在丽江,彭晨接到了一名罗姓警官的电话,说他已经被列为网上逃犯,劝他赶紧回上海自首并接受调查。几天后,彭晨坐上了从昆明开往上海南站的K182列车。火车上,他以他的视角,把事情经过讲述给了一位记者。火车到站,警察就在站台边等着。他被带到火车站旁边的派出所,彭晨一个劲解释:“我是冤枉的,所以我才尽快赶到公安机关,我希望澄清一切。”

这年4月3日,莱钢股份炼铁厂一职工在山东省银山公安局报案。这名职工声称,一年前,他在莱芜钢城区齐鲁证券府前大街营业部,以理财方式签订了一份合伙协议,投资10万元,约定投资为优先级,保本加付息,一年期利息6%,按季度付息。但是,投资3个月后至今没有收到利息,投资款无法索回。

警方立案后,被捕的还有王健。随后一年,警方调查了上百人,调查案卷填满了一个26寸的大行李箱子,箱子装满各色人的证词:有理财产品的设计者、金融机构的负责人、也有证券公司的理财销售人员、购买理财产品的普通老百姓。但是,大多数证词都相互打架,极力撇清关系,也有人迷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证词里有人说,这是一款失败的金融创新产品。也有人说,这是违规的产品。更多人说:“我并不了解这个产品。”

直到后来,齐鲁证券的许多员工才知道,这个以王健自称的人,真实姓名是王永彬,而且并不是首善公司的正式员工。

在接受调查时,王健声称,他和银行、基金公司谈购买基金的时候,明确约定所有募集来的资金全部购买劣后级。王健说,和齐鲁证券合作初,他的项目组开会商讨购买优先级和劣后级产品的对比,发现如果购买优先级就会亏钱,因此只能购买劣后级。

但齐鲁证券的员工证词却表明,王健曾多次声称,齐鲁证券募集的资金购买的是优先级。

在调查中,齐鲁证券的两位领导韩亭德和钟金龙都表示,对已销售的多个“有限合伙模式”的理财产品不知情。韩亭德说:“在销售之前,彭晨没有向我汇报关于上海柏新产品的事情,也没有提到有限合伙,只是告诉我这是一个基金专户产品,而基金专户产品,证监会规定证券公司是可以销售的。”

彭晨却说,韩亭德对代销有限合伙的产品是知情的。尤其是代销“工银瑞信-首善多策略”产品时,“这个产品的推广都有钟金龙、韩亭德的参与。”

而钟金龙则声称,当彭晨要求代销“工银瑞信-首善多策略”产品时,自己明确表示:“公司不能销售这个产品,如果销售要去银行销售,让客户知道这是银行推广的产品,如果银行不销售,就不要销售了。”在收到彭晨发来的这款产品合同时,他还警告过韩亭德:“我们公司营业部绝对不能销售有限合伙企业份额。”

但是,当时也在现场的另一名齐鲁证券员工却说,钟金龙听完彭晨的汇报后并没有直接表态,“他说产品需要一周内募集5000万比较困难,需要先调研下在分公司和营业部的销售能力,如果销售不出去,就不做该产品了。”

在火车上向媒体讲述的那个版本中,彭晨表明自己是齐鲁证券的“替罪羊”,他向媒体展示了各种书面资料和会议录音。彭晨的故事见报后,齐鲁证券总裁毕玉国官方回应道:“私募理财产品合作模式”,不是齐鲁证券创新的业务模式,齐鲁证券也没有就相关产品对外推广、销售。他否认这些所谓“产品”是齐鲁证券与首善公司的合作产品。

“该产品是彭晨个人私自向客户推介销售的,产品的相关协议均没有齐鲁证券参与,其行为未经公司批准,完全是其个人行为。” 毕玉国说,“事件涉及的有限合伙企业本身也是彭晨和王健实际控制,实际销售涉及金额1.61亿元左右,彭晨销售的有限合伙产品纯属骗局……”

这到底是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成为此案的核心。中兆律师事务所律师袁军声称,本案的证据材料清楚地显示:本案所涉“有限合伙+基金专户”产品的发行销售完全是在齐鲁证券总部的安排下,由各分公司、营业部具体实施完成的。

袁军是彭晨的代理律师,他说:“彭晨的行为是完成工作的职务行为,应当依法追加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为被告。”

2015年7月13日,历经一年多的调查后,此案在山东省莱芜市钢城区法院开庭审理。被告席上坐的是彭晨与王健。检察院指控,二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

对于起诉书的指控,彭晨和王健均全盘否认,都表明是职务行为,并不是以个人名义实施。彭晨的辩护人申请法院传唤18名控方证人,包括钟金龙、韩亭德,以及报案人等,但没有任何一个人到庭。

王健放弃了聘请律师的权利。他在法庭自述,2014年4月26日,他是被齐鲁证券的工作人员以开会为名邀请前往齐鲁证券上海部,一到大门口,就被齐鲁证券的人摁倒在地,随后被警方带走。

庭审持续了一周。至今,该案尚未判决。案发后,齐鲁证券和首善公司双方都拿出资金兑付了亏损的理财产品本金和利息,弥补了投资者的损失。

http://www.jiemian.com/article/4407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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