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负已经超过英美 再不大规模减税就晚了

文/马光远

中国2015年的财政收入很有可能超过15万亿,宏观税负也已经达到了37%的高点,这一方面意味着,中国13亿人的人均税负超过了1万元,同时,37%的宏观税负也远高于很多发达国家,可谓赶英超美。在2016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很大,企业很有可能出现大规模倒闭的情况下,再不减税,不实质性降低宏观税负,一切将无从谈起。
如果说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美国的供给学派有什么直接的政策关联的话,那就是减税。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拉弗在餐巾纸上的曲线,成为供给学派最广为人知的主张之一。

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谈及“供给侧改革”的政策以及2016年经济工作的五大重点工作时,特别提出“实行减税政策”和“降低企业成本”。对中国公共政策有一定的观察的人士一定注意到了,以前所言的“结构性减税”的提法不见了,而代之以直接的“减税政策”。这种变化,绝非文字的简单调整,而是意味着对我国当下宏观税负的客观认识和未来的政策走向。

为什么直接用“减税政策”而不是之前的“结构性减税”,因为中国的宏观税负的确太高了。以2014年的数字为例,2014年全国一般公共财政收入140350亿元。这意味着,中国进入了人均万元税负的时代,宏观税负之高,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在过去,关于中国宏观税负的高低,一度争论很大。1987年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低收入国家的最佳宏观税负水平为13%左右;中下等收入国家的为20%左右;中上等收入国家的为23%左右;高收入国家的为30%左右。目前,按国家分类的收入水平标准发生了变化,但最优的宏观税收负担率变化不大。按照中金等机构的数据,我国的宏观税负目前高达37%左右。世界银行去年4月份发布的报告也指出,目前中国对正式部门职工的税费仍很高,远远高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要稍高于欧盟15国的水平。

不仅仅如此,在税制结构上,和发达国家以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不同,我国的税收70%以上却是以增值税、营业税等流税为主的间接税。2014年,国内增值税30850亿元,国内消费税8907亿元,营业税17782亿元, 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14424亿元。差不多占到了税收的70%以上。流税过多,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则意味着企业上交的税收也相应增加。不仅小微企业负担沉重,以增值税、营业税等流税为主体的间接税的税制结构更是直接导致商品价格的高企,助推推涨,增加了企业和居民的税收痛苦指数。这样,一方面是宏观税负总体水平远远超过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合理水平,另一方面,过高的间接税让企业不堪重负。同时,我国企业承担的“五险一金”等社会保障的比重也远高于很多发达国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曾撰文指出,我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税前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如果再加上公积金缴费,则可能超过60%,数倍于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

与宏观税负偏高的事实对应的,是财政支出的结构并不是大多用于民生和社会保障。我们看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政府支出的绝大部分用于居民的社会保障,而中国政府支出中,行政管理费用所占比例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以2006年为例,我国政府的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18.73%,而同期日本的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是2.38%,英国为4.19%,韩国为5.06%,法国为6.5%,加拿大为7.1%,而美国最高,也只有9.9%。这无疑中增加了税负的痛苦指数。

以上事实说明,我国37%左右的宏观税负远远超过很多发达国家,税负总体过重是不争的事实。同时,由于流税为主的税收设计,预计财政支出的不合理,导致税收的痛苦程度也高于一些发达国家。在这种情况下,靠“结构性减税”这种含糊的政策是无法解决的,必须实施全面的减税政策。过去多年“结构性减税”的结果是税负负担越来越重,增加的税收远远高于减少的税收,结构性减税本质上却成了名符其实的加税。这从另一个层面说明,在落实真正的结构性减税方面,我们的总体力度太小,减税的举措都是毛毛雨,谨小慎微,但在加税方面,却是雷厉风行,从而导致总体税收近几年以依然暴涨。只有明确了税收整体过重的事实,才能出台切实可行的减税的举措,减轻居民和企业的负担。

笔者之前多次强调,2016年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仍然很大,企业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必须全面的减轻企业负担,才能避免出现大规模的企业倒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减轻企业负担列为五项重点工作是明智的,提出的减轻企业负担“组合拳”的政策,无论是减税,还是降低社会保险费的举措的针对性也很强,但这些措施,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保障,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会为了保证自己的收入不仅仅不减税,还会变本加厉的增税,从而使得减负政策难以落地。

基于此,笔者建议将2016年作为真正的减税元年,要通过设置政府收入的上限降低宏观税负,同时,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最好对小微企业的各项税费负担,进行永久性的减免。唯有如此,企业才能度过眼下的难关,也才能为企业的创新和升级奠定一个合理的、人道的税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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