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上的大屠杀 —— 如何看待「远洋渔船鲁荣渔 2682 号 11 人杀 22 名同伴」事件?

author: MRandson

(上)

鑫发渔业集团公司鲁荣渔2682号载着33名船员出海捕鱼。只有11人回国,22人或被杀或失踪。回来的11人在第一次口供中口径一致——他们清白无辜。真相在后来的讯问中逐渐厘清:没有无辜者,他们都“沾血”了……

事件的起因是鑫发公司采用连蒙带骗招收劳工远赴秘鲁钓鱿鱼,用相对较高的待遇(每年4.5万底薪加提成,海上工作两年,可以获得10万以上的收入)的承诺,把这些劳工诓骗到海上。渔船到达秘鲁沿海作业区后,船员每天要连续工作18个小时以上。特殊情况下,还要经常两天一夜连续加班。这种情况下,唯一能保证船员劳动热情和积极性的,只有公司允诺的每年4.5万元的底薪。

不久,船员获悉,他们上当了:鑫发公司拒绝支付底薪,仅支付按照捕捞量的计件提成——首犯刘贵夺的捕捞量远远领先其他人,但是仍然极低,甚至不足以支付其在出海前赊购的香烟。

苦干两年,一无所获。这种情况下,不满情绪自然在蔓延。

(非人的待遇,极低的报酬,船员之中不满情绪在蔓延。与“博光丸”号蟹工船一样,鑫发渔业集团公司鲁荣渔2682号钓鱿船上也酝酿着风暴)

鑫发公司这样做应该不是第一次,类似的做法也是行业潜规则——用高薪诱惑不明真相的劳工上船,出海后翻脸不认账。所以,公司早就预料到这些劳工会有不满情绪,有三种手段控制这些劳工:

一、鑫发公司使用的这些劳工没有正当合法手续,是黑劳工。理论上,他们出海,就是偷渡。如果这些劳工回国不想惹上司法纠纷,就要老老实实合作。(原文:刘贵夺当时曾就提前回国与船长沟通,但船长告诉他,“你们回不去了,都没办船员证,其他船不敢搭你们回去,否则就是偷渡,你们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而刘贵夺所设想的诉讼途径,后来证实也无法实现,因为公司与船员签订合同时使用了虚假公章,他们事实上是一群困在海上的黑工。)

二、以船长为核心,以管理层为组织,对其它多数船员(劳工)采取高压统治。劳工数量虽然多于管理层,但是力量分散,所有船员都是相对独立的个体,无力反抗管理层的镇压。(原文:船长个儿很大,脾气不好,有个船员惹他不高兴,一拳打过去,眼圈都黑了,船员之间起争执,他总向着自己的老乡,再有就是打耳光。)除了殴打,还可以通过停止供应食物和淡水的手段,控制不停话的船员。不干活不给饭吃,不给水喝。(这就是为什么厨师老夏必须是船长心腹的原因。)甚至可能对个别挑头闹事的船员搞定点清除。大洋之上,夜半时分,杀人灭口,销尸灭迹,毫无难度。这种手段,文中没有提及,但不是危言耸听。(原文:没个人就没个人,就说刮海里了,让鱼带下去了,海上常有的事,反正好解释。)

三、劳工们并不掌握驾驶技术,除非管理层合作,驾船回国,否则劳工们无法独自驾船回国。(这也是刘贵夺劫持渔船后没有杀死船长,并最终拉拢船长入伙的根本原因。)

鑫发公司使用这些手段,卡住黑劳工们的脖子,使他们陷入了孤立无援,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的困境。鑫发公司使用金钱等手段控制船长,船长和管理层使用暴力等手段在海上控制船员,这种模式与旧军队依靠金钱和残酷的纪律控制乌合之众组成的军队大同小异。

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忍让,熬满合同跳出火坑。

但是,这次鑫发公司失算了。

失算的原因有三个:

一、鑫发公司这次招收的劳工内部,有丰富紧密的地域、人际关系,许多人是老乡拉老乡,朋友邀朋友,一起上船的。主犯刘贵夺集团和另一名被害的主犯包德集团,内部都有紧密的地域、血缘关系。不仅如此,刘贵夺、包德在其集团内部均有较强的威信,是潜在的“头狼”领导者——他们说话有人听,跟着走。这就形成了潜在的动员基础。

二、刘贵夺和包德两个人均不是善类。在一群并非善类的船员之中,能够担任“头狼”,即可侧面说明两人能力出众。(原文:船上至少有两人有犯罪记录,其中一人曾被判无期徒刑。)事件的发展证明,两个人均有潜在的心狠手辣的侧面。在无法无天、容易发生困兽斗的大洋上,这样的侧面,更容易爆发出来。

三、鑫发公司并没有有效镇压数量较多的船员采取鱼死网破的行动的有效手段。公司对船长的控制依赖金钱手段:不问可知,船长的待遇要远远高于普通船员,多数管理层也是如此。这种手段面对生死选择时,不堪一击。以死亡相威胁,管理层选择合作,这就是船长为什么会在生死关头会反水投靠刘贵夺的原因——一旦渔船顺利靠近海岸,船长失去利用价值,刘贵夺也好,包德也好,都会杀掉船长,销尸灭迹。鑫发公司希望船员知难而退的保障,在数量较多的船员采取鱼死网破的行动时,完全靠不住。

这样的背景下,出现船员(劳工)反抗并且采取极端杀人手段,船长反水积极配合协助杀人劳工就毫不奇怪了。

(中)

刘贵夺也好,包德也好,积极参与劫船的刘贵夺、包德团伙成员也好,最初的目的并不是杀人,而是回家,最后为什么会演化为大屠杀,这是许多人感到困惑的问题。这其中有刘贵夺和包德个人因素,也有船员内部结构因素。

一、刘贵夺和包德两人,作为各自团伙的首领,有勇气有暴力有能力,但是缺乏通盘考虑全局的长远视角。杀死厨师老夏以后,刘贵夺才意识到事情不好善后。(原文:老船员包宝成,他说‘没一个人就没一个人,回去就说刮海里了,给鱼带下去了,海上常有的事,这玩意儿回去很好解释。’我看刘贵夺也没吱声,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坐在那儿收拾鞋袜。)这与刘贵夺、包德个人成长经历有密切关系,两人均读书不多,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却缺少长远的战略眼光,可以谋一隅不能谋全局。

二、船员内部有紧密的地域、人际联系,既有利于船员形成统一行动的小群体,又不利于船员之间形成稳固的阶级联盟。(原文:管理人员还包括大副付义忠、二副王永波、轮机长温斗、大管轮王延龙等,其他为普通船员。船员主要来自辽宁沈 阳、朝阳、丹东、抚顺、大连,吉林长春,内蒙古,山东等地。船员们多数也是亲戚、熟人之间互相邀约,比如温斗与船员温密是叔伯兄弟,二副王永波是船员吴国志妻子的表兄。来自大连的25岁船员王鹏也是受同时学驾驶的“师兄”温斗邀约,抱着到外面闯一闯的念头,不顾家人反对登上“鲁荣渔2682号”。还有几个内蒙古人,说话用他们那蒙古语,别人也听不懂。)

三、大多数来自社会底层的船员缺乏阶级觉悟意识,难以为争取共同利益联合起来。(第一劫船斗争发生前,船员分为三类:管理层,阴谋叛变者和袖手旁观者,其中,刘贵夺集团和包德集团是阴谋叛乱者,只占总数三分之一,与管理层对比,没有形成一比二甚至更高的压倒性的数量优势。)其他船员持观望态度,他们愿意当斗争胜利的搭车者或者火并的幸存者,而不愿意直接参与斗争。

这种船员结构,直接导致参与斗争的人数严重不足,引发三个严重后果:一是每次斗争都难以形成压倒性的多数对少数,少数服从多数的相对稳定的斗争局面,难以采取罢工等和平的手段取得斗争胜利。二是为了巩固斗争成果,必须使斗争失败者彻底“失能”,而不能监视劳动。三是斗争胜利者无法采用监禁等和平的手段使斗争失败者“失能”。所以,每次斗争,必然以血腥大清洗的方式进行。于是,斗争的手段从和平上升到暴力,从一般暴力夺权,监视、监禁,上升到杀人、大屠杀。

可以想象,以刘贵夺为首的船员(劳工),并没有远大的诉求,他们与管理层之间没有私仇,彼此内部最初也没有不可调和矛盾,只是希望鑫发公司能履行最初的每年底薪4.5万的承诺,或者,不能拿到底薪就提前回家。由于他们不能采用罢工、监禁、监视等相对温和的手段,不得不采取暴力劫船。他们选择了这种手段,却并没想好怎么善后。事实上,也很难善后。

厨师老夏的死,是整个血腥屠杀的总开关。考虑到船上积极参与夺船的船员只有三分之一左右,原管理层内部有紧密的组织结构,刘贵夺等人当时必然杀死老夏。杀死老夏达到三个目的:第一、警告所有试图反抗劫船的船员,尤其是原管理层。第二、从威胁原管理层合作的角度看,刘贵夺等人也有必要杀一儆百。原管理层中,技术含量最低的老夏,自然容易成为牺牲品。他自己持刀反抗,使自己加速走上绝路。第三、使所有参与劫船的船员坚定信心,干到底!否则,如果不能做到这三点,一旦他们的气势被老夏压住,那么劫船事件必然以失败告终。

(铤而走险的劫船团伙需要老夏的人头,警告其他船员,胁迫管理层,坚定信心)

最终,事件发展到最后的结果,远远超出他们最初的计划。

劫船本身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的事情。劫船一旦失败,必然发生非常严重的后果。劫船船员(劳工),很可能要遭到原有管理层的血腥清洗:第一、原有管理层内部结构紧密,很容易达成攻守同盟。第二、其它大多数袖手旁观的船员,在管理层清洗劫船船员(劳工)的时候,必然袖手旁观。管理层甚至可能胁迫这些袖手旁观的船员执行劫船船员(劳工)的死刑。事实上,船长就建议刘贵夺安排其他没沾血的船员执行了对弃船船员的死刑。(原文:这时候是船长,走到刘贵夺跟前,说‘赵木成和项立山怎么办?救援要来了,他俩还没沾血。)三、船长有丰富的海上经验,知道如何掩盖杀人过程。(原文:渔政船的领导上船之后,船长李承权将他拉到一边,偷偷塞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编造的谎言:包德一伙人行凶后乘木筏逃走,剩下11名幸存者。)

这种情况下,他们必须杀人,杀人以后又没有善后的手段。

海上杀人灭口很容易,难的是上岸以后统一口径。这方面,管理层有组织优势,而劫船船员们没有。

除非在生死关头,以轮机长温斗为首的原有管理层,显然没有必要,也没有动机替劫船船员们掩盖厨师老夏的死因。其它作为搭车者的船员,虽然能够获得提前回国,结束黑工的好处,但是也不愿为夺船船员掩盖杀人劫船的过程。

为了自保,他们有必要在在幸存船员之中,达成一种新的攻守同盟,这种同盟,就是所有船员,都“沾血”。只有这样,他们认为才能确保所有船员在上岸以后都统一口径,保持缄默。

(严刑峻法是农民组织中常用增强组织凝聚力的手段。比如新选组的法度大致如下:不可违背武士道;不可任意脱离组织;不可任意受取金钱;不可任意介入纠纷;不可私闘。违者切腹谢罪。对于由没有阶级觉悟、自由散漫的农民组成的新选组来说,这样的纪律是极其必要的。没有这样纪律,新选组不可能屡建奇功。但是,一旦组织无力执行纪律,纪律也就土崩瓦解。所以,新选组末期,许多老队员主动脱队了,比如:永仓新八、斋藤一、原田左之助。对船上的人来讲,一旦上岸,各奔东西,纪律自然没有任何约束力,所以,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

(祈求于鬼神,结拜兄弟,歃血为盟也是农民战争中经常使用的增强组织内部凝聚力的手段,但是不如投名状可靠)

或者说,所有人都缴纳过投名状——投名状是在古代边缘群体用于增强团体内聚力,表达对个人、组织的忠心,有强烈的人生依附性和反社会倾向,通常意思是以非法行为做保证(投名状)而加入非法团体。投名状是加入非法团体的表示忠心的保证书。

这是封建年代,农民战争中常用的增强团体凝聚力的方式。在每个人都有浓厚的小农意识,自私自利缺乏阶级利益感,无法以阶级利益形成团体利益纽带情况下,不得不采用这种方式增强内部凝聚力——每个人身上都有血债,都必须维护同盟,不能背叛团体。

《水浒传》中,林冲要在梁山落草,王伦向其要求透明状:林冲道:“小人一身犯了死罪,因此来投入伙,何故相疑?”王伦道:“既然如此,你若真心入伙,把一个‘投名状’来。”林冲便道:“小人颇识几字,乞纸笔来便写。”朱贵笑道:“教头你错了。但凡好汉们入伙,须要纳投名状,是教你下山去杀得一个人,将头献纳,他便无疑心,这个便谓之投名状。”

太平洋上的大屠杀

除了劫船船员,即刘贵夺和包德团伙外,其它成员参与杀人的原因只有两个字,裹胁。他们手上沾了血,不得不跟着刘贵夺走。

(下)

缴纳投名状,加入杀人同盟,或者死,只有一个选择。加入就要杀别人,手上就要沾血。不愿沾血的人,只有死路一条,他们的人命成为别人的投名状。——这就是船上的屠杀最终失控的原因。

日本以东海域的木筏上试图弃船的四个人就是因此而死。

相比之下,以温斗为首的原管理层,根本没有缴纳投名状的机会。他们数量众多,相对忠于鑫发公司,内部结构紧密,难以控制,更难以以投名状的方式加入劫船船员集团,上岸后必然不会替刘贵夺集团和包德集团保密。从劫船船员的角度考虑,温斗为首的原管理层被彻底清洗是迟早的事。

温斗密谋反抗,也是看到了这一步——他们难以获得劫船船员的信任,一旦渔船靠近中国大陆,他们失去利用价值,被劫船船员怀疑,迟早必遭毒手。不过,他的密谋反抗,并没有成功,而是使血腥屠杀提前而已。

温斗等原管理层被屠杀,给了船长反水入伙的机会。船长很清楚,如果自己不反水入伙,一旦渔船靠近大陆,他迟早也会被杀掉灭口。

刘贵夺与包德之间,完全是个人矛盾——两人都希望偷渡去日本逃生。包德怀疑刘贵夺独吞了为偷渡准备的资金。两个人的个人矛盾,影响到两个集团的生存。两个集团内部以地域、人脉形成联系。两个集团成员之间,没有彼此合作的纽带。他们的合作建立在两个集团头目联盟的基础上。一旦两个集团头目反目,他们也就只能你死我活。

留下的活口越多,越不容易形成攻守同盟,这一点,刘贵夺和包德都清楚。两人无论谁得手,都会对对方集团幸存人员展开屠杀。这与封建年代,一个以血缘、地域为纽带建立起来的贵族集团击败另一个结构类似的贵族集团之后,对另一个集团的成员展开灭绝性的屠杀大同小异。

整个劫船返航过程中,对刘贵夺、包德等劫船船员来说,杀人既是在人数相对不占优势斗争时不得不用的手段,也是增加同伙,巩固同盟,掩盖真相的必要手段,必然被广泛采用。

这次血腥事件的发生与中国无产阶级相对落后有密切的关系,中国的无产阶级成为有组织有纪律有统一阶级意识的合格的无产阶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近三十年来,大批农业劳动者虽然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工作,成为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但是地域、人脉之间的联系并没有被完全打碎,阶级内部没有形成阶级认同感,缺乏大工厂生产培养出来的组织性纪律性和群体意识,所有组织联合和群体意识仍然建立在地域、人脉基础上。

以鑫发公司为首的渔业公司长期使用虚假的高薪和合同欺骗缺乏必要知识的底层劳动者,非法使用黑工。鲁荣渔2682号上的刘贵夺等人,不过是上当者之一。渔业行业的做法,持续了若干年,一直没有被揭穿,即使那些上过当,出过海,回来的黑劳工,也是选择忍气吞声。无产阶级内部,并没有形成广泛的信息传播渠道。所以,虽然不断有人回国,在亲友间揭穿渔业公司的骗局,但是总有后来人没有获得相关信息,不断为虚假的高薪诱惑报名出海,到了海上才知道自己上当受骗。

从职业上看,刘贵夺、包德是无产者,但是从意识上,仍然是农民,他们缺乏无产阶级思想,更缺乏相应的组织行动能力。所以,无论是组织基础,还是巩固组织采取的手段(缴纳投名状),与当年农民战争,几乎没有区别。虽然生活在工业化时代,但是刘贵夺、包德等人的游戏规则,与《水浒传》时代的游戏规大同小异。

这件事情中,如果船的规模再大一点,劳工数量较多,彼此间地域、人际关系联系较弱,或者劫船船员的阶级觉悟再高一点,可能就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

如果所有的船员都被动员起来,那么船员们很可能采取罢工等方式让管理层屈服。如果袖手旁观的船员,积极参与劫船行动,那么厨师老夏很可能被震慑住,未必敢持刀反抗,即使反抗,也可以制服,不必杀死,整个过程血腥的阀门就不会被打开,便没有后面一连串为了掩盖真相而导致的杀人行为。整个劫船、返航回国的过程就不必大开杀戒。如果参与反抗的船员中有技术人员,那么完全可以把原先的管理层监禁起来。如果反抗的船员数量比较多,也可以对管理层实行监视劳动。而不必采取血腥大清洗,亦不必采取投名状的方式,巩固船员联盟。如果所有劳工船员效忠于整个集体的阶级利益,而不是以地域、人际为基础结合的小圈子的领导者,那么即使刘贵夺和包德发生内部矛盾,也不必采取站队加血腥大清洗的方式解决。

无独有偶,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的小说《蟹工船》也描写了一个完全类似的故事。不过,故事的结尾是,占大多数船员们联合起来,使用相对和平的手段,夺取了捕蟹船的控制权,取得了对渔业公司斗争的不完全胜利,而不是血腥的大屠杀。

没有先进的觉悟,就没有先进的革命。缺乏先进思想指导的底层斗争,很难位共同的利益联合起来,很容易为自己的眼前地局部的利益所迷惑,被分化瓦解,或者陷入内部血腥屠杀之中。他们的反抗行动,往往是盲目的、短暂的、无力的、失败的。

社会顶层天然数量稀少,容易联合。社会底层天然数量众多,难以形成合力。顶层会使用一切手段妖魔化底层联合的思想,瓦解其联合的努力。受教育背景、个人认识、落后生产关系狭隘思想残余的影响,多数底层的选择是个人自扫门前雪。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做起来不容易。

整个事件,船员们在太平洋上你死我活如困兽斗,无论是以船长为首的管理层也好,还是以刘贵夺、包德为首的劫船船员也好,还是其它袖手旁观的船员也好,大家都是输家。33人出海,22人死亡或失踪。5人死刑,1人死缓。绝大多数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相比全军覆没的渔船管理层,获得丰厚利润的鑫发渔业公司则几乎没有损失什么——船员上船前有保险,船员内部开展血腥大屠杀,公司没有直接责任,很容易推卸赔偿责任。事实上,鑫发公司也是这样做的。即使对这次事件中被杀掉的公司的爪牙,他们也是不愿赔偿的。鑫发公司一面抵赖赔偿,一面继续干着类似的勾当。

鑫发公司坐拥资本,获取利润,毫发无损,决胜千里之外,这是本案最终让人唏嘘不已的地方。

“鲁荣渔2682”号惨案:33人出海,11船员涉嫌劫杀22名同伴

“我们的船现在出航,2010年12月28日12时58分(注: 起诉书为12月27日),你记好这个点。”“鲁荣渔2682”号远洋渔船二副王永波再三叮嘱妻子牢记出发时间,根据合同,两年后的这一时刻就是渔船归航的时候, 多一天都是超期。然而,8个月后的2011年8月12日上午, 当这艘赴东南太平洋秘鲁、智利海域进行鱿钓作业的远洋渔船被拖回出发地山东荣成石岛码头时,包括王永波在内的22名船员却消失在茫茫大海,没有归期。船上仅剩的11人,直接被警察带走,每人单独一辆警车。

次日,官方发布消息,警方初步认定“鲁荣渔2682”号曾发生重大刑事案件。

20人死亡,2人失踪。

2012年11月15日、16日, 在山东威海文登市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刘贵夺等11名被告人劫持船只故意杀人”案。包括船长李承权在内的11名船员竟然全部站上了被告席,被指控犯有劫持船只罪、故意杀人罪、抢劫等罪名,罪名重者,28岁的刘贵夺背负了20条人命,而罪名最轻的两人,也各背负了1条人命。

两天庭审揭开了这起海上惨案的冰山一角,压迫、造反、劫船、杀戮、告密、内讧、逃亡、失踪……“鲁荣渔2682”号的末途之旅逐渐清晰,但围绕这艘死亡渔船的诸多谜团仍未解开。

近日,早报记者走访当事人家属、辩护律师、庭审旁听人员以及远洋渔船船员等相关人员, 还原这起尘封两年多的海上惨案。“鲁荣渔2682”号,这艘飘荡在浩瀚太平洋的小船, 犹如一片孤岛,船上的人时刻面临着生与死、希望与绝望、人性与兽性的挣扎,一句话、一个眼神都可能诱发一场杀戮。

案发已两年, 开庭时间也过去了近8个月,但截至记者发稿前,该案仍未宣判。而7月10日,受害者家属状告该渔船所属公司的案子即将开庭。

【起航:就当我出去上学了】

山东威海石岛, 是中国北方最大渔港。渔港码头林立,渔船如织。

“鲁荣渔2682”号属大洋鱿钓船,船长36.98米、宽7米,排水量为233吨,主机功率为330千瓦。

2010年10月, 时年41岁的船长李承权找来了多年好友付义忠、王永波担任“鲁荣渔2682”号大副、二副,共同管理这艘远洋渔船。

“鲁荣渔2682”号最终出海的33人来自黑龙江、内蒙古、辽宁、安徽、贵州等地。其中多数船员由船长、大副、二副邀约,中介介绍上船。由于船长来自大连, 所以渔船的管理层多从大连召集而来,二副王永波将亲戚吴国志、姜树涛、段志芳和崔勇介绍上船,同样来自大连的还有温斗、温密兄弟,他们分别是渔船的轮机长和二管轮, 伙食长夏琦勇、1987年出生的王鹏等。

2010年11月中下旬,“鲁荣渔2682”号上的刘贵夺、姜晓龙、黄金波等人, 通过大连一家中介公司介绍上船, 一同通过中介牵线上船的还有以内蒙古人包德格吉日胡(下称包德)为首的“内蒙古帮”。

黑龙江龙江县人刘贵夺, 这一年26岁。初中辍学后务农, 此后外出打工,干过销售员、建筑工人,2000年左右干过船员,但仅有出海两天的经历。

事实上,除了船长、大副等管理层属于职业海员出过海外, 船上大部分船员均没有远洋出海经历。

船员在出海前都与公司签订了聘用合同, 出海到东南太平洋渔场进行鱿钓生产期间的保底收入每年人民币45000元,劳动合同期限为2年。与此同时,合同附件列有工资标准,包括月工资、年工资和提成标准。此后在作业期间, 对保底收入和工资标准的争议理解成为血案的导火索。

12月28日, 张岳林接到丈夫王永波的电话,“鲁荣渔2682” 号起航,“2010年12月28日12时58分”, 丈夫再三叮嘱她记好这个时间点,以防超期,“不知道起诉书为什么将渔船出海时间提前了一天”,张岳林至今疑惑。

大学刚毕业一年的马玉超给母亲打电话说:“今天要走了, 一会儿就没有信号了, 妈你别想我, 两年就回来了,就当我出去上学了。”此前,他一直瞒着家人,直到临近出海才告知家人,母亲哭着让他别去,但他仍坚持出海,“两年能攒点钱,回来可以干点事。”马玉超的母亲至今仍不清楚儿子如何踏上这艘远洋渔船的。

怀揣着憧憬,“鲁荣渔2682”号满载着33人驶向太平洋,开始“淘金之旅”。

【劫船:回国打官司】

“鲁荣渔2682”号航行了两个月左右抵达秘鲁海域,一切并无不妥,其间经历春节, 很多船员通过海事电话与家人联系过。

然而,随着鱿钓作业的开始,阴影逐渐笼罩“鲁荣渔2682”号。

刘贵夺的口供称,“(2011年)6月初,每天工作18个小时是少的,还有连续工作两宿一白天,不睡觉,我们都非常疲倦,累坏了。”

另有家属回忆,在庭审过程中,有船员称船长的粗暴管理激发了矛盾,“船上不许说话,不许抽烟,甚至殴打船员”, 其中有两名船员因病不能干活,船长让公司停发了他们的工资。

收入疑问是另一个导火索。姜晓龙口供称,“钓了2个月左右, 船上船员开始讨论说,工作太累,工资没有保障,我们的工钱根本就不是公司给我们签合同说的那样保底45000元, 公司合同都是骗人的”,“后来刘贵夺找我商量劫船回家, 我记得说过三次”,“刘贵夺说劫回去,我们就跟公司打官司,我有关系能找到人”。姜晓龙,1976年出生,黑龙江人,与刘贵夺关系密切,两人是老乡。

刘贵夺在庭审现场称, 自己干活最多,但算下来的收入“还不够买烟的钱”。船员一般会在出海前赊欠囤积生活物资,回国后结账。

根据公司提供的生产产量记录,刘贵夺在当年3、4、5月的产量分别为8284斤、5946斤和13586斤, 均排在所有船员的前列。

据威检刑诉〔2012〕68号起诉书称,作业期间,刘贵夺及包德等船员认为鱿钓工作时间长、强度大、收入低,遂心怀不满,于2011年5月份,分别串联姜晓龙、刘成建、黄金波、王鹏、双喜、戴福顺等人,预谋并决定待渔船燃油补给后,即劫持该船返航回国。

刘贵夺回忆, 包德找到他商量了三四次,“说公司骗我们”。两人定下来后,陆续找人串联,懂得开船的王鹏说“没有船长他也行”, 只是马玉超说他不动手, 而4个内蒙古人全听包德的,常说蒙语也听不懂, 他们14人组成了一个团伙。马玉超会计算油耗,他们商量要把船上的油加满,能跑回中国。

机会很快来临。

起诉书称,(2011年)6月16日,在智利海域给“鲁荣渔2682”补满燃油。当日23时许,刘贵夺指使黄金波、王鹏破坏关闭船上的通讯设备、定位系统,又安排姜晓龙等人把守一层甲板通往舵楼的舷梯,伙同包德、双喜等人持刀、棍闯入舵楼船长室,采取持刀捅刺、用棍击打等手段将船长李承权控制住,威逼其返航。

李承权的口供称, 当晚他正在房间睡觉,刘贵夺把他从床上拽起来,让他起锚回国,他不同意,刘贵夺就拿刀朝他的左腿大腿捅了一刀。他问刘贵夺准备干什么,“刘贵夺说自己等人被骗了,和当初签合同讲的不一样,他们在海上干活太累了, 他们要回国找公司讨个说法,要马上起锚回国,不然的话,他就炸船,把船上的人杀了”。

李承权回忆, 因为他的伤口大量出血,温斗用针和岳朋的头发,把他的伤口缝住了。

【冲突:伙食长之死】

伙食长夏琦勇是“鲁荣渔2682”号渔船上第一个受害者。

刘贵夺称,夏琦勇拿了一把刀,上来救船长,被姜晓龙拦下了,他们都拿刀,在那里夺刀,他上去捅夏琦勇左腿一刀,屁股一刀,并喊刘成建把夏琦勇的腿打折了。

姜晓龙回忆, 有人冲到驾驶室门口,他怕局面控制不住,就转到夏琦勇面前, 手里比画着刀,“说让你下去就下去,没你什么事儿”,夏琦勇被扎后,用双手把刀刃抓住,两人开始厮打,在刘成建的帮助下, 他拿刀往夏琦勇胸口扎,但是刀刃应该弯了,没扎进去,他又拿起刀,想继续扎,黄金波拽住他胳膊说“姜哥别扎了,人还活着呢”,他就转身走了,温斗和吴国志跟他说“别干傻事儿”,他说“不会的,老夏要不是硬往里冲,也不会弄他”。

姜晓龙称,“夏琦勇不听我嚷嚷,硬往里挤,我手里拿着刀,没多想就动刀了,再后来夏琦勇倒下以后,我用刀扎他,说实话那时候我就蒙了,也不知道怎么想的,一直到黄金波拽我,我才有点清醒过来”。

刘贵夺称, 他看见姜晓龙和双喜在眼前,就把夏琦勇扔海里了,夏琦勇还在海里游了十多米, 看不见了。后来,大副付义忠也上来了,没反抗,被他们绑了,控制在了舵楼。

伙食长之死,让“鲁荣渔2682”号踏上不归路。

【杀戮:管理层遭血洗】

回航途中,刘贵夺等人实施了严格的管控措施,刘贵夺称,他把通讯工具、对讲机都关了,也没人联系上他们。

姜晓龙称,卫星导航设定好了后,他们9人轮流持刀、铁棍走岗,4人一班,“主要是看二副为首的其他船员,不让他们和船长联系, 防止他们穿救生衣,放救生筏逃跑”,与此同时,船员的住宿位置也被调整。

夏琦勇死后, 刘贵夺让人把杀鱿鱼的刀和救生衣收拾起来了。包德等人将冷藏室的器械的3条腿卸下来做刀。此时的“鲁荣渔2682”号被血腥和恐惧笼罩,船员人人自危,任何一个细节都可能诱发一场杀戮。

刘贵夺回忆, 他和包德发现有人要造反,“二副王永波、岳朋、刘刚、吴国志、单国喜、温斗,一直秘密说话,都被我们发现了, 船的辅机也少了”,刘贵夺还称, 岳朋和单国喜都和薄福军说要“造反”,“薄福军跟我说”。

“过了几天,大概7月16日、17日前后,我和包德说了不能再等了,”不过,刘贵夺称,并不想杀人,“我说不能杀,把主力温斗、岳朋捅伤了就行,他们就不敢反抗了。”

这并未遏制一场杀戮。

检方的起诉书详细描述了作案过程: 刘贵夺在舵楼组织指挥并播放高音音乐掩饰作案, 黄金波将温斗从机舱四人间叫出,并骗至舵楼驾驶室,姜晓龙、刘成建与包德、双喜、戴福顺5人先至机舱四人间内, 持刀将温密杀害后抛至海中。在温斗从舵楼出来下舷梯时,姜晓龙、刘成建、黄金波和包德4人持刀朝其身上乱捅, 并将其推入海中, 后刘成建先将岳朋从十二人间宿舍内喊出,即伙同冯兴艳、包德持刀朝其身上乱捅,逼其跳海,又将刘刚从十二人间喊出,由黄金波、冯兴艳持刀对其捅刺, 姜晓龙捂刘刚的嘴不让其喊叫,包德等人将刘刚抛至海中。后刘成建、刘贵夺与包德3人进入十二人间宿舍内,将王永波杀害抛至海中。

当夜,刘贵夺、黄金波、双喜、戴福顺在渔船右舷廊处, 采取持刀捅刺等手段将姜树涛杀害抛至海中。其间,马玉超失踪。

次日凌晨,刘贵夺、黄金波、王鹏将陈国军叫至渔船前甲板,向其索要银行卡未果后,刘贵夺直接将陈国军推入海中。当日下午,刘贵夺指使人将薄福军叫至甲板,同样索要银行卡未果,王鹏、梅林盛持刀捅刺薄福军致其倒地,刘贵夺用脚将薄福军踹入海中。后吴国志也是如此,被捅刺后,逼其跳入海中。

姜晓龙称, 他不知道为什么要杀姜树涛,“当晚原定要杀的人当中没有姜树涛”,而对于陈国军、薄福军、吴国志的被害原因, 姜晓龙也称不知情,“也没人跟我商量过”。

“说实话杀温密、温斗之前,我们这些人都是喝了点酒壮胆, 杀温斗之后,我酒劲就过了,有些害怕。”姜晓龙称。

此次被杀害的9人中,多人属该船的管理层,与船长关系密切,大多来自大连,其中温斗、温密是兄弟,王永波和吴国志是亲戚, 二副王永波与船长有数十年交情,船长称其为“哥”。

被控制的船长李承权称事后才获悉这场杀戮,他在上厕所时,发现很多血迹, 当晚又发现王永波等人没到驾驶室值班,他就趁刘贵夺、包德吃饭的时候, 悄悄询问大副付义忠,“付义忠比画了一下割脖子的手势, 我就知道坏事了,就问付义忠几个,付义忠又伸出五个手指给我看”。

这一晚大学生马玉超突然失踪。

时至今日, 马玉超的母亲对儿子的失踪仅停留在只言片语,“刘贵夺在庭上说,马玉超看见王永波被杀,很害怕,刘贵夺让他别怕,不会杀他,第二天人就不见了,找了三圈都没有找到”。与马玉超年龄相仿、关系较好的段志芳在庭上回忆, 当晚马玉超斜躺在铺位上,说不敢一个人住,第二天就只剩空被窝,船上的救生衣没有少,枕头下还留有日记,后被扔出大海。

【内讧:“内蒙古帮”被清算】

两天内,9人死亡,1人失踪,“鲁荣渔2682”号气氛骤然紧张,船员人人自危。看似刘贵夺等人已完全掌控渔船,实则暗流涌动。

新一轮杀戮源于一个眼神和一次告密。

起诉书称,7月24日,“鲁荣渔2682” 行至日本以东1000余海里的西北太平洋海域时, 刘贵夺得到黄金波告密称,包德等人意图“谋反”将对其不利, 遂决定先行下手杀害包德、双喜、戴福顺、包宝成,并揪出其他同伙。

刘贵夺称,后来他和姜晓龙、刘成建走近了,感觉包德看他的眼神不对,包德还把他的人赶到船舱底下住,“他们想把我杀了,他们说了算”,此后黄金波的告密激发内讧,“黄金波偷着跟我说,要说个事儿,很严重,我问是不是包德要干掉我,他点头了,我说早猜到了”。

内讧意味着力量的重组。

起诉书称,此前,李承权、崔勇、段志芳为求自保,主动要求加入刘贵夺等人。

姜晓龙回忆,杀包德前四五天,崔勇、段志芳曾找过他,让他找刘贵夺说说, 让两人加入, 他表示自己说了不算, 让两人自己去找刘贵夺,“跟我们干啥,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呢”、“我自己活哪天都不知道呢”。

船长李承权回忆则称是刘贵夺主动找他,“说他手里有六七条人命”,意思就是说也让他沾点血,不然他也不能活命,并说包德等人想造反,还说二副王永波是被包德杀的。因为他(李承权)和王永波的关系好,就同意杀包德了。

起诉书描述称,当晚,刘贵夺先指使黄金波、王鹏、李承权、崔勇4人持刀捅刺包德,逼其跳海。其间,双喜、戴福顺被迫从已被人持刀看管的十二人间宿舍跳海。随后,刘贵夺将包宝成从机舱四人间宿舍叫出, 并逼迫其从渔船的左舷廊处跳海, 又将单国喜从前铺叫出,王鹏、李承权持刀、鱼枪朝其捅刺, 逼其跳海, 后邱荣华被从前铺叫出,李承权持鱼枪朝邱荣华乱捅,邱荣华被逼逃至船尾后跳海。

清算包德, 刘贵夺进行了颇为复杂的设计。据李承权回忆,刘贵夺先让他和崔勇准备杀包德, 后骗包德说要杀崔勇,并让包德把刀给他,造成他去杀崔勇的假象,同时,刘贵夺又给崔勇一把刀,当空手的包德下到甲板,则被持刀的船长和崔勇包夹在中间。

据崔勇母亲回忆,在庭审现场,崔勇称动手时他非常害怕, 当时并不确定刀是否捅进了包德的身体, 但看到包德身上流血后, 他迅速上前用手把血抹到自己脸上,大喊“我沾血了,我沾血了”。自此,以包德为首的“内蒙古帮”全部被清算。

原本满载33人的“鲁荣渔2682”号仅剩16人,但噩梦并未终止。

【遇险:致命救生筏】

刘贵夺称,“内蒙古帮” 被清算的第二天,他把大家找来,把刀都收了,“不想再杀人了, 然后就把刀收了,我自己保管。”不料,当天凌晨,“鲁荣渔2682”号突然遇险,机舱进水、失去动力、船体倾斜,继而又引发一场混乱,4人死亡,1人失踪。

7月25日凌晨, 李承权起床上厕所,回到驾驶室发觉机器不正常,转速表现实的转速从980猛降到700左右,后发现机舱底部进水, 但此时他已经找不到大管轮王延龙。

刘贵夺称,王延龙是船舱进水前失踪的,“船长说船舱漏水是海底总阀开了,这个只有王延龙和温斗知道,那时候温斗已经没了,只有王延龙知道。”

起诉书称,刘贵夺、李承权组织船员排水自救,付义忠、官学军、丁玉民、宋国春4人身着救生衣,跳上载有救生物资的自制木筏准备逃走。

通过关闭主机、抽水、放锚、绑空油桶等方式,渔船逐步稳定下来,大副等人趁乱弃船逃走, 但洋流又将他们送回到“鲁荣渔2682”号旁边,救生筏不仅没能救命,反而惹来杀身之祸。

李承权称,船员说大副跑了,他招呼付义忠等人上船, 遭到拒绝,“说回来也会被杀死”,等渔船基本稳定后,付义忠等人坐的木筏随洋流又飘回大船旁边。

刘贵夺回忆,船长喊打他们,往死里打,他们扔铁坠砸。

起诉书称, 自制木筏随洋流又飘回渔船附近,刘贵夺、李承权、姜晓龙、刘成建等人朝木筏上扔鱿钓铁坠,付义忠、官学军、宋国春3人被迫弃筏跳海, 姜晓龙跳上木筏持鱼枪捅刺丁玉民,丁玉民也被迫跳海。

跳海的4人中,只有宋国春求救后被拉上渔船,然而,等待他的是更为残忍的结局。

【沾血:系上铁坠沉海】

刘贵夺称,宋国春上船后,船长跟他说, 项立山和段志芳怎么办,“意思是他们没有动手杀人, 意思是宋国春不能留”,随后,他让项立山和段志芳把宋国春绑上铁坠,直接扔海里了,宋国春就直接沉海了。

李承权则否认看见整个过程。

检方起诉书认为, 宋国春在海中求救后被段志芳、黄金波拉上渔船,李承权提出段志芳、项立山没“沾血”,刘贵夺遂指使段志芳、项立山处置宋国春, 二人为自保伙同黄金波将宋国春所穿救生衣脱下, 又将其手脚捆绑并系上铁坠沉海杀害。

事实上,根据刘贵夺等人的描述,“鲁荣渔2682” 号被劫持后,“沾血”的说法不仅出现一次。刘贵夺称,在清理造反派时, 包德就提出梅林盛、冯兴艳、王鹏、丁玉民四人没有杀人,必须让他们手上沾血。

“鲁荣渔2682”号突然遇险,也打乱了刘贵夺等人逃亡的计划。

【逃亡:筹集偷渡经费】

刘贵夺原计划逃亡日本,早在“内蒙古帮”被清除之前,他就开始筹集偷渡潜逃日本的经费。

检方认定的抢劫事实描述如下:刘贵夺为了筹集偷渡潜逃日本的生活经费,同时制造自己被劫假相,以逃脱公安机关侦查, 逼迫组织船上人员通过舵楼内卫星电话, 以生病、受伤为由, 让各自家人向其提供的户名为韩俐的邮政储蓄银行卡打款。单国喜、邱荣华家属信以为真, 先后向该卡汇入人民币共计1万元。

机舱进水后, 李承权和公司在附近作业的船只取得联系, 告知渔船方位,称“马上就要沉了”。

随着求救信号的发出, 消失已久的“鲁荣渔2682”号重见天日,船上的杀戮终于画上了休止符。

【回国:订立攻守同盟】

2011年7月25日,“鲁荣渔2682”号呼救后,山东省荣成市委、市政府立即召开紧急会议, 通过中国海上搜救中心等有关部门协调, 日本海上保安厅先后派出飞机和巡视船进行救援。

李承权回忆称, 当天下午四五点钟,日本的飞机飞抵渔船上空,晚上,一艘货轮来到他们船旁边, 通过对讲机,他告诉对方“他们船上吃的、用的还有,暂时不需要帮助”。

此时, 剩下的11人开始设法掩盖这起海上血案,他们坐在了“同一条船上”。李承权称,当晚,刘贵夺召集11人开会,共同商议一个统一的说法,刘贵夺编了一个说法后,又一起商量过两次。

刘贵夺称,他和船长商量了,为了逃避惩罚,和其他船员订了攻守同盟。

称是包德等人要回国劫持了船长,并索要船员的钱财,杀人,船舱进水后,包德等人穿着救生衣跳海了。与此同时, 他们将很多作案细节移花接木到包德等人身上。

一名参加庭审的律师回忆称,11人商定统一说法后, 把编造的内容写在纸上,所有人都要求背诵熟悉。

7月29日,农业部指令正在北太平洋执行任务的中国渔政118船抵达并拖带“鲁荣渔2682”号返航。荣成市同时派出两条大马力渔船前往接应。

2011年8月12日上午,石岛大雨瓢泼,“鲁荣渔2682”号被拖回码头,渔船靠岸之前,大批警察和警车严阵以待,道路两旁拉起了警戒线,船上的11人,直接被警察带走,每人单独一辆警车。

次日,官方发布消息,警方初步认定“鲁荣渔2682”号曾发生重大刑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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