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创新窘境:3000万上海人应该沉思

前言

“口号越响,差距越大”,现在上海的口号是:“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口号的提法是有讲究的,比如上海不提“建设中国科技创新中心”,因为上海不会承认在科技创新方面已经远不如北京深圳。“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定位直接把上海与纽约、伦敦、东京这样的国际标杆放在一起,等于锚定了国际范的形象。很久很久以前的“国际大都市”就是上海的第二称呼,所以至今上海人民的优越感是所有其他“乡下城市”不可比拟也不容侵犯的,不管别人认为这有多莫名其妙。

但现在全国人民都知道:上海落后了!尤其是在方兴未艾的互联网浪潮中上海反应迟钝。网上已经有很多文章和段子笑侃上海被北京深圳甚至杭州甩成了渣渣,也有人打抱不平,批评这些文章仅是从“互联网”产业的角度进行的分析,不客观。但是,谁能说现在不是互联网的时代呢?输了互联网就是输掉了一个时代虽然有点夸张,但几近现实。上海曾经声名显赫的第一代互联网创业公司和创业者也被无情的甩到边缘,后继乏人的窘境让人感叹:上海病了!

“上海为什么没留住马云?”,这是一个被讨论烂了的话题,其实没有一点讨论价值,因为马云在上海的时候,不管是官方还是坊间,上海压根就没有要挽留马云的意思,上海根本就看不上马云“又挫又穷还满嘴跑火车”的各种不靠谱,只是没有公然赶跑马云,又何来“没有留住”这一说法呢?即使在后来的讨论中,上海曾经也一致认为:上海不需要马云。政府正热情似火的追求那些高大上的全球500强,执行“总部经济”战略,上海以拥有全国最多的500强总部而自豪,至今这一模式仍没有改变。当北京、深圳那些土生土长起来的明星公司(尤其是互联网公司)开始起到科技创新的示范作用,甚至形成了以其为核心的创新创业生态的时候,上海所依赖的500强(包括国企)却毫无表现(包括那些坐落在上海的500强研发中心),这不禁让上海很失望,。上海、北京、深圳原本在一条起跑线上,但现在为何上海掉队了呢(盛大创新院的解散应该可以算是一个标志事件)?上海整体小觑了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兴技术的力量,但是这种新兴技术却以非常放肆的姿态企图变革一切领域,这显然让上海措手不及。

当上海醒悟过来的时候,以“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姿态,借“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东风,似乎是知耻后勇。

创新与创业,理论上讲是两个概念,但从政府与媒体的宣传来看,显然把两个概念等同起来了:科技创新就是科技创业。我看有两个意思:第一,上海显然不会放弃以大外企和国企为基础的主流经济模式,同时也希望他们能够积极主动的以创业者的心态成为科技创新的主要力量;第二,激励那些主流经济之外的草根创业者,希望他们能够奋发向上勇敢的撑起科技创新的另外半边天。相信上海市委的一号课题在转化成为行动方案的时候就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出这两点。提出“上海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从政府的决心来看,这个战略口号不像是用来填补“优越感”的,而是有了明显的“乏力感”。

历史与经验告诉我们,创新与创业本身是从“无序无意”中诞生出来,“有心栽花”从来没有干倒过“无心插柳”。连韩正书记也说“创新不是管出来的”,但是从政府的各种动作来看,“无为而治”从来就不是我们政府的风格,反而处处体现“无微不至”,创新与创业不是不需要管理,而是不需要政府来管理,这显然让正确意识与实际行动之间的尴尬越发明显。上海创新的窘境不只是上海独有,但是既然上海有志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就必须正视上海在科技创新与创业方面的问题。

一、政府能力

上海可以说是全国行政效率最高的地方,这显示了上海政府在治理超大城市方面的能力与水平。人口、资源、地域等方面的压力,使得这个城市运营者的首要目标是让这个城市秩序井然,不出乱子。这样的治理理念与目标,让政府趋于保守并且无所不在,政府在加强运营和治理能力的同时,资源也不断的积累到政府和主流经济领域。上海“抓大放小”的一贯做法,培养起来了“外企”与“国企”两棵大树,可惜的是,大树底下寸草难生。按理来说,政府放任不管小微企业,应该是好事情,小微企业应该欣欣向荣才对?但是,却并没有出现放任之后的野蛮生长,这是为何?试问,如果把小鱼苗秧子放到毫无营养但是处处是鲨鱼的大海中去,结果会怎样?这就是上海中小企业创新创业的现实:政府不管你,但是你也饥饿难忍。从游戏规则来讲,政府基本就站在“鲨鱼”这一边,因为,政府觉得鲨鱼会比较有安全感,中小企业各种不靠谱费神费力还难出鸡地皮。即使在今天,马云仍然不适合呆在上海。

在鼓励科技创兴与创业方面,上海明显形式大于内容,比如上海园区很多,也很大气很时尚,这让我很多来上海的朋友和同事都很羡慕,但是几乎没有适合创业型公司的(可能有人会说,每一个园区都有很多新注册的企业,怎么能说上海的园区不适合创业公司呢?对于这个问题我懒得不回答)。来上海创业的朋友,就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赏心悦目可以,但是就此安营扎寨那是万万不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不属于上海,有此想法的人包括很多在上海生活工作了多年的外地人。简单的说,在上海创业,找不到存在感。

从科技创新史来看,绝大多数都具有“偶然性”,政府主导下的科技创新少而又少。活力来自于自由,能否给与科技创新者自由才是关键。请问:在上海搞科技创新自由吗?很不自由!创新者就如同身在一潭死水之中,无法借水力游动。上海要建设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上海政府需要转变城市治理和运营理念、释放资源、努力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科技创新环境。政府也需要放下身段,真正了解创新创业者的需求,我个人觉得上海政府部门不够亲民,或者说对于草根类创新与创业,上海向来就没有放在眼里,更没有放在心上。总理到了北京的创业大街,于是上海的书记市长也找几家“众创空间”看了看,以表重视,从姿态上来讲,这显然缺乏诚意。当然,我们不能期待父母官临幸每一个创业公司,其实,最美好的情景莫过于:你来或不来,我就在这里。

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对于上海政府能力的考验不在于政府有多么聪明多么高瞻远瞩地帮助创业者度过了难关,而在于拿出勇气和魄力清理阻碍创业和创新的制度,政府和市场做各自擅长做的事情,略举一二如下:

1、关于政府投资和引导基金(包括免息低息贷款):投资显然不是政府擅长的,但是政府有钱,那你就做LP,让市场上有能力的GP来帮你投资,投资回报按市场价格来,这样政府既能赚钱,也没有破坏市场。政府动不动提供无息贷款,不计回报进行投资或资金支持的行为在我看来就是在破坏资本市场,制造机会不均等,久而久之,让所有接受政府支持的企业和个人的心态都无比统一:政府的钱不要白不要,要了也白要(不用还),结果是凡政府花的钱要么是到了掮客的口袋,要么是买到一堆垃圾,总之就是打了水票(包括政府各种采购也是如此,钱花了,采购一大堆垃圾,过段时间再重新采购)。创业与创新,是一个市场,政府首先应该按市场的逻辑办事,守护市场机制。

2、关于孵化器:租房成本高,而把少得可怜的钱用来付房租,对于创业者是最不爽的,有类似WEWORK这样的共享式办公场所甚至免费的办公场地,这对于创业与创新来讲无疑是好事,但是,我们现在遍地开花的孵化器、众创空间有很多“目的不存”,很多不过是迎合政策捞取补贴而已。创业者首先要的是廉价的办公场所,政府能做什么呢?政府可以购买或租下场地,外包给专业的地方机构去运营,免费或低价提供给新的创新创业者,从效率来讲,比大家一窝蜂包装一个孵化器,然后排队托关系找政府拿补贴好很多,政府只要精力放在对第三方运营机构的考核机制的设计和考核上。

3、关于工商管理制度:现在证照已经合一了,看上去很简单的事情但是政府花了很大的力气才做到,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就跑偏了,现在要纠正,代价往往都很大(比如我觉得工商局根本就可以撤销了)。现在也允许一址多证了,这对那些孵化器众创空间共享办公是好事情。但是,还有很多不合情理的工商制度,比如工商查名,现在都网络时代了,为什么不能我们自己查,一定要工商查,为什么公司取个名字这么难?对重名的认定机制到底是什么?再比如公司股份,为什么不出资就不能占有股份?还有就是营业范围,有必要还规定那么死吗?

除了清理各种不合理的政策制度外,政府在鼓励和支持创业创新方面,可以主动做的事情也很多,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政府采购与招标中不得设有注册资本以及各类资质要求,让小微企业有机会进场竞争(这一点似乎国家有政策明文规定,但是现实中执行并非如此)。

二、制度空间

之所以叫“制度空间”,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样的创新能把创新做到什么程度,很多时候是制度说了算,制度松一松,空间就出来了。在互联网时代,很多顺应民心但是却不符合政策制度的新经济模式不断涌现,现在不少创业者的心态是快速获得用户(民心)倒逼政策与制度额默认和许可,甚至推动改革,这已经成为“新常态”,现阶段创业创新的主要矛盾是越来越多的新经济模式与越来越落后的政策制度之间的矛盾。但是,上海作为地方政府,能否在中央的基准政策上做更大的突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号,上海政府一向保守几乎成为公认。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李克强总理批评的“处长治国”本质上是地方和部门利益的保护主义作祟,使得即使是中央政策也很难到地方落实。所以,上海在制度空间上面临双重的挑战:一方面是能否破除地方与部门利益落实中央的政策制度改革,另一方面是能否真的做到“先行先试”敢于突破,吃“政策螃蟹”。有很多权力还是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上的,比如,上海为了吸引创新创业人才,只要拿到投资,就可以获得上海户口。对于这一点,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感想,但我是有点哭笑不得,这是什么鬼政策?难道上海就没有真正拿得出手的东西了吗?上海户口对于创新创业有毛直接关系?难道上海政府真的就不知道创业者需什么吗?还是根本就舍不得或不敢拿出来呢?政府出台的很多看似体贴的政策根本就不在点上,比如,关于大学教授创业保留人事关系的政策,这样的政策本质上就是鼓励投机,没有能力没有真实水平,给再长的留职时间也是白费。

对于既有政策和新政策而言,可执行性也是很大的考验。从官方的统计数据来看,似乎每一年政府都下了血本,比如2014年上海地方财政支出科研经费就有700多个亿,但是结果呢?还有一些政策制度简直就是“陷阱”,创业者和企业家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违法违规了,搞不清楚,只有等查到你头上了才知道,而且还不给你改正的机会,为什么我们怕政府尤其是工商税务质检环保等部门的人,哪怕是一个最基层的办事员?因为在他们手里总会握有你不知道的“罪行”,有一个叫“解释权”的东西,可以把你的问题解释到叫你无法收拾也可以把问题大而化小小事化了,无非就是看你的运作能力和认识的人了。一个上海创业的朋友跟我说,他所在区街道工商管理所的一个工作人员有一次很客气的约他去“聊天”说:“天气热,基层日子不好过,给点空调费,多少看着办”,这个朋友只得老老实实包了一个红包送过去,还有个在浦东开餐厅的朋友,有一次基层环保部门要罚款2万,后来他给市环保部门的老乡打了个电话,结果罚了一千。(算了,不再举这样的例子了,偏离了本文主题)。很多政策与制度看似透明公平,但那就像一个里面能看到外面,外面却看不到里面的玻璃盒子,盒子里面发生了什么,大家都懂,但是却无法掌控。有一次我们举办创业活动,我发现很多参会人员是“创业服务”机构,大多数都号称可以帮助创业者包装项目然后拿到政府的无息贷款或科技创新创业相关的扶持基金,他们的条件无非两点:不菲的咨询费,开口就是帮你所获支持资金的20%~50%,他们都含糊其辞的告诉你:他们上面有人。我相信,这些人中肯定有骗子!但是,让我们更困惑的是:为什么一个政策和制度的执行一定要给掮客留下操作的空间并且只能由他们来贯彻呢?创业者想亲自跑政策资源即使“心力憔悴”也很难有结果,要么是有“运作能力”的人才能享受所谓的政策扶持资源。上海能否在科技制度的创新与执行上做到前面,一向保守的上海估计很难。从创业者的角度来讲,如果创业创新是足够自由的,我要你政府那点可怜巴巴的扶持干嘛?为什么一说要干点事情就喊着要政府扶持呢?理由只有一个:资源都在政府手上。政府掌握的核心资源就是“不让你干的权力”,也就是所谓的准入与许可,包括形形色色的各种条件和资质。

重点说一下政府采购,把政府采购单独拿出来讲,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的政府有钱,二是政府从来就是花最多的钱买最差的东西。比如,前面提到过,上海2014年的科研采购(也是就是各类科研项目和基金,)的金额是700多个亿,不包括中央财政对上海科研的支持,请问花了这么多钱出来了什么成果?(有必要说明一点:科学研究活动本身带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科学研究中还包括基础类研究和人文社科类研究,不能把所有的科研等同于应用技术类研究,也不是所有的应用技术类研究都会取得很好的成果,科学研究应该允许失败,我提出这一点是要说就科研采购而言,因为流程不透明可操作空间大,很多科研经费被有“运作能力”的人和机构骗走,科研经费被大量浪费)。政府采购的范围很广,我的建议是可以在采购政策和规则上倾向于采购那些具有“创新性”的服务和产品,给那些创新性企业机会,尤其是初创期的小微企业,不要搞那么多门槛和资质限制,政府部门加上政府采购预算范围内的企事业单位,可以作为创新科技与服务的使用者和买方,用市场的方式的给创新创业企业更多机会。不成熟的可以小范围先试用,成熟的可以大面积推广,试错与市场机会往往是创业型企业的死穴,不要让小微企业在政府采购项目面前望而却步。现在的政府采购,从流程上讲合情合理规定严格,从执行上讲,哪个政府采购项目没有运作空间呢?政府采购往往都被有关系有资源的人控制着,小微企业几乎没有机会参与,如果要参与就得运作关系。

三、主流经济

我这里所说的上海主流经济特指上海高度依赖的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经济发展模式(通俗的讲就是买办与官办)。在“抓大放小”方面上海一直做得不错,专门抓大鱼,至于小鱼小虾不是放开而是放弃。这也是上海政府的精明之处,小鱼小虾也要吃食消耗资源还没有肉,贡献不了多少税收,也帮不了GDP多少忙。长期以来对于小微企业的漠视以及对外企国企的偏爱的结果就是:资源不断向主流经济集中但是创新效率越来越差,号称500强在上海设立的研发中心除了吸收人才之外几无溢出价值,国有企业的保守经营与风险规避导致创新懒惰,在上海有外企成片的办公楼,有国企土豪式的家当,就是很难见到真心适合草根创新创业者活动的地方,有一次某智囊机构主办一个活动,本意是让各界给上海就“如何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出谋划策,邀请的嘉宾基本上都是大外企,还有就是体系内的研究机构,民营企业或小微企业的人没有邀请一个,参会的外企嘉宾提出的问题基本上都是隔靴搔痒,提出的建议“公关味道”很浓,甚至还有一知名国际企业说上海给外企的政策还不够。另一方面,这几年有很多朋友想学北京搞什么创业咖啡孵化器,鲜有活下来的,听说SOHO的潘总在推广他的3Q空间,从房租就可以断定,3Q就是个“假冒伪劣”孵化器,(IC咖啡是个例外,但是据说IC咖啡在北京的分店当地政府给支持给政策的速度也让上海汗颜),成本高资源少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对创业型企业来讲,成本最高的三项:办公场地、人力资源、设备仪器。而且都是创业的先行成本,就是还没有找到创业的感觉,钱嗖嗖嗖就没有了,正所谓“创业一失败就得穷三代”,这使得创业的机会成本极其高。有一句话叫做“朱门狗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在上海,这是很显然的。

上海建设全球科技中心的希望寄托在外企和国企身上,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外企是在你上海设立研究中心,也真心在搞研发,但是他们除了吸收你的人才之外就没有什么是关上海屁事的了。国企的创新动力天然不足,这不仅仅因为国企的组织架构过于庞大官僚过重很难形成有效的科技创新机制,还在于对国有企业负责的绩效考核上很难把创新作为指标纳入,但是这些国企还在大量的以各种名目申请获取政府的支持和补贴,当然,国企作为政府亲生,从情理上完全可以理解。坦白讲,对外企不能寄予任何期望,“非我族类”。但是上海的国有企业能否敞开胸怀,像腾讯、阿里、百度一样成为当地科技创新与创业的引擎与平台,出现帮派式的创业群体?我不看好。或许政府可以用鞭子抽打国企,定指标给压力,国企或许会做做样子搞形式创新,与其这样,不如让国有企业购买“创新”,鼓励国有企业向高校、科研院所购买创新成果,让科研成果得以流通,这或许是最可行的,因为国企有钱,买进来之后再鼓励转化,又或许瞎猫能碰到死耗子,搞出点名堂来,还能让高校科研人员深度参与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创新,也契合了产学研的噱头。

漠视“草根经济”,过分依赖“买办与官办”的结果就是培养起来了从来不开花结果的大树,占了地方放不说,大树底下也不是草根乘凉的地方。上海会甩掉主流经济模式吗?不会!一是甩不掉,而是不敢甩,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小微企业的成长空间仍然有限,创新创业形式多过内容。

四、产业基础

在上海提出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之前,上海的任务是建设“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这种国际大都市的战略定位,很难让上海真正突显出创新竞争优势,现在稍微大一点的国内城市不把自己定位为“国际大都市”,市长都不好意思出来混。而真正的问题是,这四个中心建设的战略是基于上海之前的“传统工业”和“地理位置”的特点提出来的,四个中心统括下的产业在与新兴科技结合、转型、并焕发巨大活力方面显得疲乏无力,这是上海近年来失去创新发展优势的主要原因之一。金融行业的创新更多的是对于现有政策的突破, 互联网金融的爆发上海优势并不明显,因为在政策上,上海本地并没有多余的筹码,全国各地都一样。金融确实需要科技尤其是新兴的IT技术的支持,但是金融领域很难成为科技创新的沃土。国际航运中心是基于上海的港口优势提出来的,但是创新难度很大,国际贸易中心在互联网时代也不是很好的筹码。基于“地理”的战略定位在互联网时代几乎格格不入,上海传统的产业也被有意识的淘汰或转移,没有产业基础,科技创新从哪里开始呢?好比如今在移动互联大时代背景下,年轻人创业的方向几乎清一色面向的是个人消费项目,比如购物、游戏、社交等等,当然不是说这种领域的创业没有价值,而是突出了一个问题,由于年轻人没有浸淫于产业的基础,很难在专业领域进行创业。上海同样,如果缺乏产业底蕴,科技创新不能凭空而来。上海提出了以“四新”促上海经济转型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看上去“四新”点中了上海要害,但是这种“学术式”的战略决策包罗万象却很难在短期内看见效果,上海不应该满足于这种理论式的自我逻辑证明。曾经上海有很好的制造业基础,但是在后来的发展中,让位于所谓的“高端服务业”,很多被打成“落后产业”转移出上海或自行消失,这种策略的后患就是使得技术创新失去了部分土壤,这就好像当你抡起锤子的时候,钉子却不见了。反观深圳,幸好深圳没有把臭名昭著的假冒伪劣手工作坊赶尽杀绝,今天他们翻身成为了创新的主角,尤其是在电子产品领域。

强势的政府是不能忍受“乱象”的,上海的产业被长期以来被梳理得整整齐齐,看上去高大上,“调皮捣蛋”的角色很难混进来。政府希望一切都是在掌控之下,但是政府想象中的创业与创新就如同开闸放水一样,只要把闸门打开,创新就会如同潮涌,于是政府把攒足了姿态和腔调期待从上而下焕然一新,显然,这无比一厢情愿。

五、创新体系

本人由于工作的原因,观察我们国家的创新体系很多年,笼统地可以分为体制内的创新体系和体制外的创新体系,体制外就不说了。体制内的创新体系就是我们国家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支持的各类科研课题,2014年中央财政支持的经费2000多个亿,上海地方700多个亿,经费分布于体制内的科研院所、高校等部门,很多人都不知道体制内的科研政策和制度是如何运转的,除了前段时间漫天的科研腐败新闻之外,这个领域确实关注的人少,因为基本不管平民老百姓什么事儿。体制内的创新体系效率低下,被诟病已久。近两年国家在科技创新政策与监管方面出台了很多的政策,比如统一国家科技创新平台、引入第三方评价和管理机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放宽、鼓励教授和科研人员创业等等,我个人还是观点依旧:积重难返!沿着错误的道路走得越久越远,调头的掉价就越大。就上海而言,问题也是如此。但即使是这样,上海的科研创新资源与基础也没有多少竞争优势,上海具有科研实力的高校、科研院所比不上北京,工科类高校比例偏低(我绝对不是看不上理科和文科类高校,只是离讨论的话题比较远),上海高昂的创新创业成本使得本就保守的体制内科研人员很难决心下水创业。教授创业的机会成本是,如果失败了,损失的不仅仅是时间和金钱,身份也没有了。有人质疑说“教授都创业了谁来教学生”?看似有道理的发问却是荒谬的:制度不能限制人的发展,对教学有成就感的教授来说不会轻易创业,对有创业理想的教授来讲不能千方百计的限制。至于下水创业的教授如果失败了是否允许上岸?我个人的看法是:看其能力是否还在。不能为了鼓励教授创业,以保留人事关系为诱饵,让教授们带着投机的心态下水,这对谁都不好。

既然是体制内的科研创新体系,那政府还是可以主动作为的,比如如何让高校、科研院所、国企内部的研究院破除院墙、开放心态,让非体制内的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能够利用现成的研发资源(比如仪器设备),科研人员勇敢的下到产业的“地里田间”,解决眼前的现实技术难题等等,这都是政府可以鼓励和支持的。政府在体制内的号召力,我们还是充分佩服,关键是如何产生实际效果而不是搞一场形式上浩浩荡荡的运动。

六、人文环境

号称海纳百川,为什么全国人民都说上海“排外”呢?其实上海是不排外的,上海是排内:看不起内地人。如果外敌入侵,也恐怕上海的汉奸会最多(此处玩笑,不要当真)。上海对外地人的排斥有三个层面:1、上海由来已久莫名其妙的“都市型优越感”让上海人民自视甚高,是那种看不起的排外。2、上海地小物少,上海人不得不与外地人展开各种竞争,这是那种嫉妒对手的排外。3、譬如户籍社保教育医疗等政策制度的限定,这是冠冕堂皇的有法可依的排外(当然,这一点不仅指上海,这是中国的通病)。上海的的排外很真实,让你处处可以感受,但是上海的排外又很假,因为上海人自诩海纳百川,自诩“文明与素质”最高,所以,你与上海人打交道,可以感受到他们很礼貌很友好,但是你也能从这种周到的礼貌中感到那种“标榜”味道,上海人是为了告诉你,让你明白他们很“文明”而做的一种表演与示范,你很难感受到他们的真诚。这种“文明的包袱”也让上海人显得不那么敢于冒险、不那么血性,但是上海又随处可见那种掮客与黄牛式的投机,一张杏花楼的月饼票也被上海人玩出了一个繁荣的金融产业链。“新上海人”是上海对于那些在上海奋斗的高层次外地人的称呼,一方面与本地上海人区别,一方面表示我们上海收留你们了,这种“倒插门”的感觉也让人很不爽。新上海人一方面盼望融入上海,另一方面又不甘于此,所以,上海人与新上海人依然泾渭分明。但凡上海出一点“公共”事件,就会有人把矛头指向上海的“外地人”,我不想争论“如果上海没有外地人”这种小儿科的话题,如果在上海没有归属感,怎么安心创业创新呢?

这种人文环境能够支持科技创新与创业?我不知道,但是至少没有看到有利的方面,政府在吸引外来高层次技术与创业人才方面的努力无非就是各种扶持,比如只要你拿到投资就可以帮你解决上海户口,但是这种努力并不能改变上海的整个人文氛围,从这一点来讲,深圳具有明显优势。

可能有人会说上海不是有自贸区吗?不是有迪斯尼乐园吗?请问对科技创新创业有毛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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