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头上的几宗罪

国企利润在一定程度上等于税收,而税收的成本相当不低。卖掉国企,是不是提高效率暂且不论,就算提高了效率,也必须考虑效率是否能抵消税收成本。如果不能抵偿,对政府,对社会都是损失。值得注意的是,国企的利润除了直接上缴外,还要在许多指令性工程上消耗,比如说向西藏修铁路,向偏远的乡镇架电网,优先保障利润较低的住宅用电……这都是在消耗国企利润。没了国企,这些项目都得靠代价高昂的税收。

甚至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税务系统也是一个超级“国企”。而且体制比国企更固化,分配和经营方式更不灵活。如果放弃一部分国企利润,就必须扩大税务局这个“国企”的规模和权利,增加税务系统的浪费和消耗,否则社会就会停转。我不反对大家讨论国企的问题,但必须记住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我们永远只是在不同的缺憾之间取相对的最优方案。

税务警察是意大利第一个专业性武装集团,具有国家军队的性质,是该国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所有警官及警员均为长期服役的职业军人,税警由财政部(专司收入,实为税务总局)直接领导,和平时期接受内政部协调,战时则归属国防部指挥,参加作战。意大利现有税务警察6万余人,分布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及海空港边防口岸。总司令部设在首都罗马,负责税警的统筹、管理、控制和指挥。总部除设直属部队外,下辖6个督察署,分别是西北督察署、东北督察署、中部督察署、南部督察署等4个地区督察署和军校督察署、后勤督察署。其中每个地区督察署辖3至4个大区司令部,全国共有13个大区司令部。

请注意,意大利的人口只有6000万,和安徽省相当。中国如果按照相同比例配备税务警察,将有135万带军衔的税警(而且不含义务兵),其他税务官员另计。本次裁军之后的中国军队大概也就是这么多人。

国企头上的几宗罪

1 政府要言利“中国老例,凡要排斥异己的时候,常给对手起一个诨号,——或谓之‘绰号’。这也是明清以来讼师的老手段。假如要控告张三李四,倘只说姓名,本很平常,现在却道‘六臂太岁张三’、‘白额虎李四’,则先不问事迹,县官只见绰号,就觉得他们是恶棍了”——鲁迅鲁迅是绍兴官宦家庭出身,对明清以来绍兴师爷和讼棍的写作习惯非常熟悉。自古以来,虽然读书做官是文人的梦想,但实际上,考秀才的成功率也就1/20上下,接下来考举人的成功率还要低,最后会试考进士录取率也不到1/10。这意味着大部分读书人都没有正途作官的机会,只能找个师爷(幕友)、书吏、讼师(律师)的岗位来展示写作能力。鲁迅描述的“讼棍体”文章,不能算是“非主流”,而是传统写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滥用名号,诱导事实的文风到今天也没有消失。复杂的社会问题往往难以用三言两语解释,所以许多作者干脆放弃严密的逻辑分析,用煽情的文字来推销一个过度简化的模型,借此吸引眼球、甚至推销荒谬的结论。比如说,一谈到国企问题,不少人立刻就能义正词严地给国企扣一顶很有水平的大帽子:“与民争利”。

说“与民争利”这个口号提的有水平,是因为这个模式很方便地抢到了道德制高点。很显然,读者不会拒绝“人民”的身份。所以作者攻击 “与民争利”就成了“为民请命”;人民的利益应该保护,和人民“抢利益”的国企自然就戴上了邪恶的帽子。“国退民进”的私有化路线因此成了人民路线,不可置疑。从大众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与民争利”的帽子之所以有效,还因为利用了普通中国人不愿言“利”的的心理。普通朋友尚且不好意思开口为利益争个长短,国家顶了个“人民政府”的头衔,还要开企业赚钱?那就更惹人厌恶了,哪如“藏富于民”的口号听来顺耳?。感性的煽情口号成了攻击国企的最好工具。不过,煽情的说法一般都经不起推敲。就事论事,难道国家不该“争利”么?国家是替所有人办事的组织,而办事必须要花钱。公务员固然不应该发大财,但也不能不养家糊口。枵腹从公的事情如果成为常例,必然会导致大面积的腐败和动乱。所以,国家必须有足够的经费来供养公务员。此外,国家还要养军队、造军火、修道路、维持社会福利……每项事业都要花钱。现代国家的特征正是国家要主持庞大的公共事业,同时也要有足够的财政收入来支撑。国家若不“言利”,不积极地寻求稳定财政收入,就只有两条路可选了:要么学美国政府,滥发国债,掠夺世界;要么学津巴布韦,直接印钞来应付开支

不用说,印钱和发债都不可能提供稳定的财政基础。作为人民的代表和公共服务的来源,政府要光明正大的为民言利。

2 税收与国企稳定的财政收入只有两个来源:国企利润和税收。对于稍有逻辑的人来说,反对国企的存在,就必然意味着靠税收来解决财政问题。事实上,这正是某些人反对国企的理由——国企在为国家取得利润的同时制造了太多的运行成本,远不如收税节约。

持这种观点的人实际上有一个默认前提——税收是无成本的。在他们的想象中,税收只是收钱,简单到只需要到纳税人的账户上转款即可,成本可以忽略。持这种看法的人,社会经验大概只限于AA制聚餐的水平,完全不了解现代经济的复杂性。现代经济包括几千个行业、几十万种职业,要从中抽取足够的税收,在不影响经济效率的同时还要兼顾公平,这对信息搜集和社会控制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比如说,人头税最好计量,却是高度的累退税(穷人的税率百倍于富人),很不公平;企业所得税有丰富的税源,却很容易在虚报成本的手段下被逃避;营业税税源丰富,也不容易逃避,却抑制了物资流通。收税既然意味着从社会中抽出资源,就不可避免地要对经济产生影响,降低经济效率或是影响社会稳定。无代价的税收体系只能存在于想象中。为了尽可能地降低税收对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税务机关必须全面掌握整个经济体的运行细节,对具体的行业甚至企业都派出专家,制定复杂的税收策略。这个获取信息——制定政策的过程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再加上监管成本。税收的成本并不算便宜。相比之下,彩票是从穷人手里拿钱来兴办公共事业,却还能被称为“无痛税收”,税收的成本可见一斑。在中国这种每天都出现新行业,每秒钟都会创立新企业的新兴工业国,税收的成本要更高一些,一般估计中国的税收成本在6%左右,即每100元税款有6元的直接成本。当然,这并不是中国的个例,各国征税都不是件简单事。美国各级政府的开支合计已经达到GDP的45%,所以即便能印钱发债补缺口,在税收上也不能松懈,美国有“唯死亡和税收不可逃避”的说法。美国联邦税务局有11.5万人,地方上另外有40余万雇员从事税务工作。如果按照人口比例折算,相当于中国有超过200万税务人员(中国实有75万)。

几十万税务人员并不能体现美国全部的税收成本,因为美国大量的税收工作要由整个社会分担。比如银行系统就承担了一部分税收监管任务,在美国,金融机构十万美元以上的业务、商业账目1万美元以上的结算都要向税务局备案,日常生活中几千美元的现金往来就会引发税务人员的关注。甚至每个人都要替税务局担负一定的计税、统计任务,填写纳税计算表格,预缴税款。美国人每年要填写80亿份纳税表格。纳税人报税出现差错,往往会招来严厉的惩罚。所以美国又有几十万人律师或财务顾问代理税务申报,提出税务建议。这个职业的工资每年约350亿美元。再加上利润和普通美国人为报税而耽误的工作时间,美国社会在税务局之外付出的税收成本大约是2000亿美元,占全部税收的5.5%,或者说相当于中国军费的两倍。中美之外,其他国家的税收成本也不低,许多国家的税务机关为了保证执法力度,需要管辖的警察甚至军队。俄罗斯的税务警察有4万人,武器装备和野战军相当,直接从税款中提取10%作为税务成本。人口和安徽省相当的意大利,由现役上将领导税务卫队,兵员多达6万,平均每1000人就有一个税务警察。(类似的,国民党统治时期,税警总团曾是比主力野战军还强大的精锐部队,是中国最先装备坦克的军事单位)可见收税在哪个国家都不是件轻松事。

经济学的角度来说,高昂的税收代价是一种“交易成本”。在税收问题上,国家和私有制企业分属不同的立场,各自拒绝透露全面的信息,所以国家必须花费巨大的人力,去收集、验证已经被企业收集过一次的经济信息。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这相当于把部分经济活动的管理成本又支付了一遍,自然代价高昂。相比之下,国有企业企业的产权归于国家,向国家缴税、分红,信息壁垒比收税小的多。所以,在合适的行业和领域,用国企利润替代税收可以为全社会节约巨额资源。

3 跨国公司还是个体户?

十年前的中国,只要谈到时政与经济,有一个词几乎必然出现:“体制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体制问题特指产权问题,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源都会被归结为“产权不明”,公有制企业因此承担了学术界的大部分指责。既然国企是问题的根源,那么解决方案就是要走彻底的私有化路线。通过国退民进来解决产权不明的问题。

这个说法不仅在学术圈里风行一时,在普通人中也颇为流行。当时谈体制问题,动辄把科斯定理抬出来唬人的媒体不仅仅是学术期刊,更多的是日报、周刊等生活性媒体。所以有人开玩笑说“这是一个全民当经济学家的时代”。

之所以谈体制问题如此风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用产权来解释问题很简单:不是自己的产业就不会全心全意的经营。这个逻辑链条很短,短到任何人都能在几秒内理解。再加上身边直观的例子,比如无主的财产先损坏,比如基层干部损公肥私、公款吃喝,这“私有制=效率”的说法一下子就能深入人心。在政策的鼓励下, 80-90年代个体户、私营企业大获成功,这也为“产权派”的说法做了佐证。

不过,看上去很美的东西,往往就怕认真二字。稍加推导,这个“私有化=效率”的简单逻辑,将直接引出这样的荒谬结论:越小的私营企业越有效率,个体户的效率最高。因为大企业的部门经理经营的是别人的资产,私营小企业主和个体户要对自己的资产负责,相比之下,自然是所有者直接经营的效率更高。如果这一理论真的成立,我们将看到个体经济统治世界,世界上有多少个家庭,就有多少个企业。这个结论显然和事实不符,甚至正好相反。现实世界的经济是大企业当道,大部分行业都存在寡头甚至垄断企业,甚至连零售、餐饮这些传统上小企业占优势的行业,现在也纷纷被连锁店、标准化的大型超市所占领。除了那些还停留在中世纪的非洲国家,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都以大企业为骨干。

4 效率从何而来?

事实和理论不符。解决方案不外乎两种:无视事实,闭眼坚持自己的理论,或是正视事实,为理论补充逻辑。直到今天,私有化的拥护者还在重复几十年来的老口号,试图用口号来打造一个私有制的天堂。但如果读者要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就必须从现实出发来解释世界,搞清楚为何大企业能够战胜个体户?国企是否因为公有制身份就必定会低效运营?

前面提到税收问题的时候,曾指出,税收的代价很大程度上源于“交易成本”。国家和个人、和企业的博弈不是随口说说就能完成的便宜事情。类似的,企业之间的博弈、交易也同样要付出交易成本。因为企业之间同样存在信息壁垒,在市场上公布所有底牌的企业必然第一个破产。所以,采购者要找到最好的供应商,生产者要找到最好的客户,都得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还要消耗宝贵的时间。当然,理论上说,无数个私营小企业的博弈总有稳定下来的时候。企业进行无数次的试错,不管付出多大的成本,最后总能达到最优的配合模式。这就是私有制和市场崇拜者所谈的“最佳状态”。如果付出一定的交易成本后,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资源配置问题,让全世界有20亿个体户也未尝不可。

不过,现代经济和农业时代最大的区别就是变化速度。科技进步是现代经济最大的增长点,每一次科技进步都会导致资源的配置关系发生变化,迫使市场重新组合经济要素。这意味着所有的交易都要重新谈判,把高昂的交易成本再付一遍。科技进步连续不断,政治、军事对经济的冲击也无休无止,每一次经济变动都会重新定义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巨大的交易成本早晚会压垮最灵活的市场经济。或者说,以小企业和个体户为主的社会不可能跟上现代科技的发展。人类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是开办企业——规模超出家庭的经济机构。用企业的下属部门来替代独立的小作坊,用企业内部协作来替代个体户之间的谈判,用领薪的职业经理替代小业主。从效果上说,这相当于用固定的长期合同把小企业结合到一起,不再为每次协作都重新签订合同,即在企业内部实行计划经济。从局部来看,内部计划经济或许丧失了某些灵活性,但从整体来看,这大大降低了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交易成本。盈亏互抵,企业的生产效率反而会大大提高,能够用更低的成本完成社会分工、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用更快的速度应对科技进步和市场波动。这就是企业存在的意义。现代社会的趋势是分工越来越复杂,科技进步越来越快,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越来越高,交易成本自然也随之增加。为了避免被交易成本压垮,企业的发展趋势必然是越来越大。不管是自愿合并还是强行吞并,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大多数人谋生的方式不是经营自己的产业,而是在别人的企业里领薪打工,使用不属于自己的资产来工作。但现代社会并没有因此崩溃,这说明现代经济的效率绝不仅仅源于老板牟利的欲望,更来自管理手段的进步。企业内部计划创造的分工和市场制造的分工同样促进效率,前者甚至更有效一些。

既然效率并不依赖于老板的私心,那么所谓“公有制损失效率”的论断就属于政治口号,而不是一个科学结论。只要能落实先进的管理制度,做好监督工作,没有理由指责国有大企业必然会损害全社会效率。当然,私有制的支持者会强调,即便是大企业也是私有化的好,因为私有制企业有老板,他自己会为资产负责,加强企业的管理。而国企的领导者却可能因为私利而损害企业的利益。这话也不无道理,毕竟你可以贿赂国企的领导,却不可能贿赂一个私营企业的老板。但从实际情况看来,这个假设也无从成立。因为私有制的企业也多半没有真正的“老板”。当今世界的私有制大企业,几乎毫无例外地是股份制。在股权分散到千千万万人的同时,少数职业经理人控制了企业的运营。股东大会上,拥有公司多数资产的散户从来只能坐视少数经理人和董事会呼风唤雨。即便像微软公司这种创始人还在世、直接参与经营的企业,比尔盖茨也不过拥有不足10%的股份。换句话说,和国企一样,私营大企业的高层经营者并不“拥有”这些企业,更不要说中下层的管理人员。在效率方面,国企并没有天生的劣势。

5 垄断有原罪?

国企的另一个常见罪名是垄断。的确,许多国有企业在行业内占有垄断地位,比如铁道部,或是几个国企占有某个行业的大部分市场份额,如中石化和中石油。这些企业树大招风,比其他国企受到了更多的攻击。甚至政府内部也有不少干部对这些国企不满,打算以反垄断的名义拆分、出售国企。不过,在攻击国企垄断之前,我们必须搞清楚一个问题——垄断为何有罪?这个问题似乎显而易见,垄断企业没有同等级的竞争对手,可以随意提价。一旦价格由垄断公司决定,而不是由市场形成,垄断公司就对消费者进行了掠夺,也破坏了资源的合理配置。所以人人都骂国企垄断。不过,应该注意,这里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的不是垄断地位,而是企业利用垄断地位扭曲价格、排挤同行的行为。其中的区别就像足球场上的越位位置和越位行为的区别——球员处于越位位置本身并不违规,裁判也不会干预,但如果球员利用这一位置参与进攻,裁判员就会中止比赛,制止越位行为。类似的,反垄断的目标应该是制止有害的垄断行为,而不是禁止某个企业通过竞争取得事实上的垄断地位。当然,只有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才可能制定垄断价格,消灭垄断企业的确可以釜底抽薪的避免企业谋取垄断利润。但这种行为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

前面提到,科技时代给经济带来的一大影响是企业规模越来越大,在大部分行业里,小企业会逐步边缘化。这意味着企业规模很快就会接近全行业的市场总容量,进入寡头竞争阶段。市场竞争寡头化,不是因为寡头企业的不正当竞争,而是因为这些企业的管理更有效,节约了更多的交易成本,提高了社会的效率。在进一步的竞争中,如果更大的企业会有优势,那么寡头竞争迟早会进入垄断阶段。在大部分行业,这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既然垄断是市场竞争的结果,既然最后获得垄断(寡头)地位的企业往往是效率最高的企业。那么破坏这种局面,本身就是反市场、反效率的行为。媒体无谓地攻击垄断企业,在情感上可以煽动读者的情绪,实际上损害了所有人的利益。正确的做法是由政府对市场进行监督,对垄断企业滥用垄断地位的行为予以处罚,而不是见到垄断企业就喊打喊杀。总而言之,不论是私企还是国企,企业占据垄断地位都不是受攻击的理由。而监管垄断企业,避免垄断企业危害社会的力量只能是国家。如果我们不相信国家的反垄断能力,那么就只能接受私有垄断企业无法无天的现实,如果我们相信国家有监管垄断行为的能力,就没必要担心国有垄断企业会比私有企业制造更多的麻烦。

此外,在某些行业,比如土地一级开发、比如铁路干线运营,比如城市供水、供电;垄断本身并不一定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无法开展市场竞争的结果。因为土地供应和基本市政管网等基础设施天然就具有垄断性。无论从技术角度看还是从经济角度看,同一个国家建设两套互相竞争的路网都是非常荒谬的事情。所以,不管国有化还是私有化,这些行业都不可避免的要采取垄断经营的模式。对于这类行业,计算“合理”的市场价格非常困难。因为根本就不存在理想化的竞争条件。所以,与其让私有企业垄断,再进行代价高昂的监管,还不如由国有企业直接经营,从而减少监管难度。更何况这些企业提供的公共服务往往关系民生,某些时候必须放弃经济利益,低价甚至免费提供服务。这些服务带来的物资损耗,如果由国家向私营企业补贴来抵偿,又要遇到信息不对等的交易成本问题。所以,国企在一部分交通、市政行业垄断经营是最符合效率的选择。

6 夺取讨论主动权

“绝不做敌人希望你做的事”——拿破仑这句军事格言可以用更简单的词来概括:夺取主动权。在军事对抗中,兵力和火力并不能完全决定胜负。握有战争主动权的一方可以逼迫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交战,或是避开对敌人有利的战场,从而更好的发扬自己的优势,取得胜利。在思想争论中,宣传正确的观点也同样要夺取主动权,至少不能被对手的思路所引导。否则正确的观点也可能被误解。比如说,在国企问题上,“与民争利”、“国企没有老板所以效率低”和“垄断”是反对者常见的指责方式。这些指责之所以流行,不是因为符合事实,而是因为用庸俗化的西方经济学观点歪曲了事实,迎合了大众的心理弱点。普通人对市场的直观感受是交易成本很低的菜市场,所以能接受这种庸俗化甚至粗俗化的经济学理论占据主流媒体版面。反驳这些错误观点要有策略。如果简单的反驳“国企没有争利”、“国企可以给管理层持股”、“国企没有垄断”,这种论述并不符合事实,无法找到足够的现实案例当依据,结果只能是越描越黑,反而进一步破坏了国企的形象。更重要的是,这种反驳方式实际上等于认同了庸俗经济学,接受了反国企理论的基本前提,相当于在敌人设伏的战场上交战,绝不可能夺取主动权,达到预定目标(树立正确理论)。合理的反驳思路是跳出这些思想陷阱,在正视事实的基础上构造正确的经济学模型,从而否定那些错误置疑的前提。有了正确的经济学模型,我们会发现以国企为骨干的混合经济是现代社会最合理的选择,国企有充足的理由为民争利,公有制并不是浪费的前提,甚至垄断也并不是必须接受的罪名。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为国企说话。

最后转一个神奇的观点:

财知道299期:国企改革的关键财知道:环球时报针对盛洪“国企存在就是问题”评论说,让国企通通把空间让给民企,会让若干个大家族主导全国的经济命脉,出门坐张家开的地铁,去李家的连锁加油站加赵家的汽油,晚上开灯用王家发的电。市场竞争的结果会形成这样结果吗?

朱海就:即便出现家族主导各个行业的状况,那也比国家垄断好。因为家族企业毕竟是私人的,是面向市场的,必须把消费者服务好才能生存。没有政府保护的家族企业始终面临市场竞争的压力,总有潜在的竞争对手,即使一个家族企业主导了某个行业,实际上该行业还是处于竞争状态。但政府垄断就是真正的垄断,会损害市场,损害消费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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