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集资案后的河南村庄:有人被气死 父子断绝关系

来源:凤凰资讯
文/许晔  摄影/许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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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东村村口一座被废弃的房子。这所房子的主人被卷入非法集资,财富一夜之间消失,他没有钱再建造下去,也没有钱给儿子准备娶媳妇。

对于民间金融的从业者和投资者而言,2015年跌宕起伏得像是过山车。在经历了上半年膨胀式的发展后,这个行业迅速衰退萎缩。

2015年5月,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政委高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非法集资在全国每个省市,甚至几乎每个县都有发生。”这些名目繁多的民间集资席卷了中国的各个阶层,从城市的白领到内陆的农民,贩卖的产品五花八门–稀有金属、商品房、电影、山羊、小麦种子,甚至虚拟货币。涉险金额通常从百千万到上亿,而通过互联网突破地域限制的非法集资,金额甚至高达上百亿。

人性贪婪,不足以解释这种遍地开花式的危机爆发。观察家们大多将之归因于整体经济形势的衰颓和行业监管的缺失。

他俩就是银行

在娄东村,老魏兄弟俩就是银行。

2015年7月是“存款单”到期的日子,两三家村民开始找老魏要钱。一向在村里颇具威望的老魏却让他们缓上一段时间,说现在没钱。

娄东村位于河南禹州市的东南部,从城里坐乡村巴士,不到一个小时就能抵达,烟叶和红薯是当地最主要的经济作物。这里和其他北方农村别无二致。空气里弥漫着化肥的气味,临着马路的房子墙上用硕大的字体写着广告:猪种、苹果、饲料。

老魏今年60多岁,初中文化,在义务教育普及前的上一辈里,他算是村里“有学问的人”。老魏在村里开了家超市,还帮忙经销村里人的红薯粉条,“卖粉条都找他卖。他在这西边住着,威信特高。”近些年,娄东村里出了些大学生,还曾有过考上北大的“神童”,但村里大部分家庭不怎么重视教育。很多年轻人在完成初中教育后,就会背井离乡出去打工,留下逐渐年迈的父母在家种地、带孩子。“农村对学习啥的,不重视。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就留下老婆婆在家带孩子。像我一样,我那个孙子,一年级的题,(我)有的都看不懂,你别说上了初中的时候。”

这个村子不大,三四百户人,兜兜绕绕都能互相扯点亲缘关系。赵文明家离老魏家不远,出门右转,往前走上一小截路,就是老魏家的超市。赵文明称老魏叫“哥”,在他的印象里,老魏中等个头,有些胖,见人总是笑眯眯的。赵文明全家的积蓄也存在老魏那里,老魏给了他这些花花绿绿的“存款单”,加起来一共13万。

从很久之前,村里人就开始把钱存在老魏这儿了。赵文明说不上具体时间,只记得从上个世纪70、80年代开始,老魏兄弟俩成了农村合作信用社和邮政储蓄的代办员。村里没有银行网点,上城里存钱成了一件既麻烦又危险的事情。“那几年截路的可多,你去了,多少(钱都)给你夺跑了,俺闺女都(被)夺两回包了。”赵文明留着一张存折,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他的积蓄就全部交给了老魏。

自2006年,中国银监会下发文件对全国农村信用社代办站进行清理。即便娄东村的两个代办点都已经被撤销,村里人还是习惯性地把钱存在老魏那儿。“大家都相信他搁那放着不碍事,乡里乡亲的,特放心。”除却爱抽40多块一包高级烟、存不下来什么钱的年轻人,几乎全村人的积蓄都在这两位原代办员手中。“老婆婆们抓一点钱,三百五百的,也都存在他那里。”

从2012年起,在老魏那儿存钱拿回来的就不是存折了,而是绿色的“借款单”,分别是三家借款公司:昊冉生态养殖公司,爱国商贸有限公司,港源商贸有限公司。老魏向村里人承诺,借款给这三家公司月息能达10%,而当时的银行利息只有3%。

7月20号之后,老魏拿不出钱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村子。一两百号人天天围着老魏的家,找他要钱。赵文明也去问了,他当时没有盖新房子,也没有着急用钱。按照前几年的惯例,他通常是不过问的,单子到期之后,会连本带息在老魏那儿继续存上一年。

娄东村的村民不知道什么叫做“庞氏骗局”,在半年后,醒悟过来的人们终于看清了骗局的本来面目:“7月份的时候还没几家,就是两三家问他要钱的,他说现在没钱,有钱就给你了,他其实就是等着存户往那存着了,他再给之前要钱的。这一弄一叫唤,都到7月20号后了,都叫唤开了,也没人往他那存了。”

直到出事之后,村里才有人去三家借款的公司看过。其中一家养殖场位于城北的山里,离娄东村七八十里地,养着一两千只羊。养殖场的员工说,这些羊每只市价3000元左右,可以卖给他们作为还款。娄东村的村民说,这些羊拉到集市上也不过几百块一只的价格,“他那是啥羊,值不值得三千,你给俺三千块钱一只,俺把羊弄回去弄啥。俺这是拿回家当宝贝。”

2015年8月,娄东村的村民选择报警。老魏被抓,另一个原代办员逃走。据村民自己的统计,两人在娄东村总共吸收了七百多万存款。

“一天中遭70%资金挤兑出逃”

在过去的一年里,娄东村的故事在全国上演,从城市农村到互联网。

几乎所有非法集资的故事都是相似的模式–缺乏金融知识的普通投资者,将信任寄托于熟人关系、经济学者和媒体的公信力,被远高于银行利息的高额利润诱惑吸引,投入全部家当。他们大多没有研究过借款公司的信息,只是在骗局被揭露后,才后知后觉那是些空壳公司。这些骗局也不新鲜,大多是用后入场者的本金偿还先入场者的本金和利息,如果没有发生挤兑导致资金断链,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把戏可以一直继续下去。

由于缺乏监管主体,造成行业准入门槛低,大量非法集资骗局改头换面,加入这场跑马圈地的混乱战场。北京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教授彭冰曾对媒体称,自1993年起,非法集资现象在中国每隔四五年爆发一次危机,虽然打击更严,但形势越来越严峻,花样也随之翻新、升级,目前正处于新一轮爆发周期。

网络的存在打破了原先地域限制,金额和涉及人数都在成倍的增长,“P2P跑路潮”时常见诸报端。娄东村的七百万,在涉案金额高达400亿的网络金融大案面前,着实只算个零头。

在网络信贷疯狂扩张的那段时期,行业里流传着小米创始人雷军的“名言”:“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根据网贷之家的最新数据,截止2016年1月,全国P2P平台从2010年的10家暴增至3917家。

一位前P2P平台CEO对那段“野蛮生长期”记忆深刻。“我记得上线第一天的时候,我们狠了下心,说放100万项目上去吧,争取一个礼拜卖完,结果上线不到5分钟就被抢光了,连我们自己都目瞪口呆。”他们的平台在2014年1月上线,而在此之前,整个行业已经经历了连续3年的4倍增长。

在当时传遍网络的一篇互联网金融创业者自白的文章中,他如此写道:“每日发标时间前半个小时,成千上万的用户开始不断F5刷新页面,希望能在从发售到抢购完毕的几十秒钟时间窗口内,能幸运的买到。甚至有一个平台,曾经发生过最后一毫秒同时涌入资金过多,硬生生把程序设定的总额挤爆了几十万的诡异事件。

为了处理每天积压的几百万至几千万用户闲置资金(充了值但抢不到产品),网站不得不开发出各种奇奇怪怪的资金排队系统或者摇号系统,以减少用户抱怨,客服每天都得接到几十个投诉电话,怒气冲冲的用户在咆哮:‘我都抢了二十几天了,为什么还买不到!’”

然而危机来得如此迅速。12月的e租宝事件成为整个P2P行业的转折点,导致了整个行业的挤兑风波。这场恶性事件让投资者们对平台脆弱的信任感受到极大冲击,恐慌在蔓延,人们开始从各个平台撤资,2015年12月的行业交易额骤降100亿元。行业内甚至开始规避“P2P”的提法,与负面频发的非法集资平台划分界限。

“首先,P2P本质上都是在经营次级资产,一旦整个经济出现问题,风险首先传导到的就是这些抗风险能力最低的次级资产,出现大规模呆坏账和流动性问题。第二,在2015年8月前的时间内,整个行业的主基调就是跑马圈地,大家注重规模而不注重质量,导致很多风险积累,正好赶上经济下行、负面事件频发带来的挤兑,就出问题了。”上述前CEO说:“几乎全行业都收到这次寒潮非常大的冲击,目前这个行业的倒闭率大约30%,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我听说过一个平台在一天中遭遇70%资金挤兑出逃的案例。”

2015年6月,在危机初现端倪的时候,他选择离开。“我感到这个行业有可能要出问题,因为太热了,在中国一个最基本的经济规律是,任何一个新兴行业或者商业模式经历了过热后,一定会出问题,所以我个人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从这个行业套现退出,当时有很多人觉得很可惜,觉得我放弃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但到今天来看,很多人又觉得这个决定是对的。”

非法集资案后的村庄

魏水根今年50岁,在骑着电瓶车去城里要账的第二天,农历八月初三,他去世了。“他说给他娘端着饭送饭,他娘都九十多,从他家端那个稀饭。正说给他娘送饭呢,突然就死了。”

赵文明是和他一起去郑州打工盖房子的工友,在他的印象里,魏水根身体确实有些毛病,但也没什么大碍。“成天干活,还成天打球呢。要是他身体不行,也不可能自己骑电瓶车去城里。”

“一跺脚一想几十万,气死了。”一个村民说。魏水根在老魏那儿存了四十万,除了他自己的钱,还有女儿和其他亲戚的。

娄东村口有栋建了一半的房子,只用砖石和木头搭了框架,门前堆放着沙石和砖头。它暂时被荒废了,空洞洞的屋子里只有孤零零的几根木头、砂石和一张贴在木板上的毛泽东画像。这是一位村民为儿子准备的结婚新房。在这个娶媳妇至少要花上30万,户均收入只有2-3万的村子里,卷入非法集资意味着全家财富的消失,和一场被无限期推迟的婚礼。

老魏的儿子宣布和父亲断绝关系,把超市改了名,移到了自己妻子的名下。“他说这个家业不是他爹的,是他媳妇的。”村里人见面,总归觉得有些尴尬。“我们农村里互相都认识,打个比方,我没钱了,以前去那个超市拿包烟他还给,给你记个账,现在什么也拿不出来了。”

非法集资案带来的后果不仅是家庭财富的消失,更会对家庭乃至社会产生巨大冲击。一位资深监管层曾在接受《财新》杂志采访时称,所有的非法集资实际上都有兜售国家信用的嫌疑,“有国家信用在,大家就不会自己判断风险,等着政府埋单。”而非法集资案之后的处置资产、清退资金,耗时漫长,结果大多也不是那么尽如人意。

三家借款公司的人曾经开着车进村,拿出一大叠文件让娄东村的村民签署,要求撤诉。愤怒的村民扣下了这两辆车。1月27日凌晨2点,村里突然响起犬吠声,一辆车被偷走了。“这样的场景,只在我儿时村里贼人入村时才会遇到的,没想到在所谓为的社会安定的今天重新发生。”村里的年轻人在微博中写道。

村民们卸了第二辆车的轮子。2月1日晚,车还是被偷走了,村里的狗安安静静的,一夜没什么动静。他们报了警,但因为车不是村民的财产,警察没有立案。“车都没了四个轱辘,我们把它卸了,就那样他也把它偷走了。”

案发半年后,对娄东村的人们而言,事情没有多少进展,投进去的钱要不回来,能作为资产抵押的两辆车也不见了。一种无法发泄的愤怒情绪在村子里蔓延。“我们去找市政府,市政府让我们去信访办,信访办让我们去经侦队。一级推一级。”从城里回家过年的年轻人开始给村里人出主意:老人们去政府部门上访,带着录像设备,录下来发在网上。

在如今民间金融的投资者群体中,这种情绪相当普遍。曾为这些融资公司站台的经济学家和媒体,也成了投资者怒火溅射的对象。通常来说,这对投资者们讨回资金几乎毫无帮助,但投资者们普遍的诉求是“讨个说法”。2015年12月12日,《货币战争》作者宋鸿兵在太原的一次演讲中,遭到了数百名泛亚投资者的围堵。在一片混乱中,宋鸿兵的上衣被撕破,并当场写下道歉书。

无论是栽进哪一家融资骗局,投资者们分享的信息几乎完全一致:他们怀疑骗局中存在严重的腐败行为,他们要求国家对这些骗局进行彻查,追回本金。他们把拿回存款的希望寄托于远在北京的中央。娄东村的人们同样如此。

凛冬已至,人们还不知道春天何时会到来,从业者并没有做出乐观的预测:“风险和整体经济的景气程度是非常正相关的,因此我认为寒冬还会继续一段时间,今年寒潮还会上演。”

 

http://news.ifeng.com/a/20160301/47640098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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