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及我父辈们经历过的工厂生活

芼沢崬

最近和@Paul郑褚就爽丫山的故事发生了一些争论,其实争论的焦点并不在于是否支持国企改革(本人看来,目前,岂止需要国企改革……)。更多则是因为各位田园自由经济学家及铅笔社er们谈论到国企工人那一副轻佻的嘴脸,对于国退民进过程中资本方及贵ZF各种毫无公义良知的行径选择性失明。对于国企工人一竿子打死,统统归为游手好闲的落后生产力,该被市场车轮碾轧的loser。这,是作为一个曾经的工厂子弟最不能接受的。

先简单讲讲家史,我爷爷是12岁进入江南造船厂当学徒童工,在日本人手下学到了冷作技术,49年后作为技术工人骨干,50年代从江南造船厂调往武汉锅炉厂工作。65-66年,筹备三线建设,作为厂长,来到成都周边最远的某县,在距离县城10公里左右三面环山的小山沟,筹建了这座生产军工压力容器设备的工厂。与此同时,举家也辗转由上海至武汉再至此地。我的父亲则在这里读完了初中、高中上山下乡当了知青,77年恢复第一届高考,考入重庆某大专院校,毕业后在长航局工作,后又因爷爷重病调职回厂,从事射线勘伤工作,直至退休。自1965年起,陆续大约又有近1000天南海北的外地人,亦是自1955年后便携妻带子四处漂泊的老工人。创业之艰辛自不必说,到我出身之时,本厂已基本完成‌‌“军转民‌‌”改革,专业生产热电密封压力容器设备,职工规模达到3000人,家属区人口近万人,中型国企,亦是全国热电产业排名前10的产业。

80年代初,我出身在职工医院,从我出生开始便住的是厂里分配的公房,50㎡,一套一的筒子楼,没有卫生间,带个小厨房,一住就是12年,直到95年住上新修的房改房,67㎡的套二。

80年代父亲收入在80-100元,母亲则在50左右,加上劳保补贴(我父亲从事有毒有害工种)10元左右,记得每月房租金大概在20元,一家三口伙食开销大概在50元左右,一个月下来能剩得了10多块钱,日子还能凑合,而我家在这个3000多人厂里算是殷实之家。隐约记得每年最大的礼物都是在过年前,一家人去成都买一件新衣服,因为平时都是穿的旧的。

正式记事已经是90年,工人阶级的地位在这个国家里也一天不如一天,收入增长的速度已经远远赶不上物价增长的速度,陆续有外地企业下岗工人的悲惨故事辗转传到父母耳中。他们很心慌,我现在依然记得当时晚餐时父母的对话,但是又有什么法呢,除了节约还是节约,92年-98年之前,此时父母工资收入大概在400元左右,一月下来节约大概也就100多。此时,也有私企跑到工厂挖我父亲的,开价是2000底薪。但是这一走,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公租房是住不成了,我的子弟小学、初中也要收费也要涨价了,东算西算,还是只能在厂里继续干着。好在98年之前,热电行业效益还行,厂里也没有亏损,生活勉强维持吧。此时,我家在厂里依然算是殷实之家。

真正的危机来临是98年,那年我考入邻县的重点高中,学费加择校费每年4000元,告别了父母与家乡的初恋女友,每周怀揣70元的生活费住校。父母收入当时涨到了1500元左右,但从初恋女友的来信里,我得知她的父母已经下了岗(厂里叫内退),而且国家并不提供低保,仅有200元的内退补贴,而学费每年500元的厂子弟中学也因为国家要减负而直接解散,她正那时处于失学状态,至今记得她信里提醒我要好好学习,争取以后考个好大学出人头地,不要再花精力在谈恋爱上。那段时间在我记忆力总是灰蒙蒙的冬天景色,我跟着父母参加过几个退休老邻居的葬礼,他们有的来自湖南、有的来自广东、有的来自上海,从繁华之地奔赴穷山僻壤,来的时候怀抱着一腔热血建设三线,死时大都缺医少药埋骨在工厂背后的青山之上。当年他们的梦想破灭了,国家对他们的承诺也反悔了,他们也就这样无声无息的死掉了。

后来通过阅读及父母交谈得知,那段时间开始调整产业结构,一批效益不好亏损的被国家抛出去,而盈利的继续保留国企身份,这就是所谓第一次‌‌“国退民进‌‌”大潮。同时,热电项目作为落后产能,被大规模的砍掉,热电项目砍掉生产热电设备的工厂效益自然急转直下。下岗、减员增效、结构调整,这些代价身为工厂领导的厂长、总经理们,并不需要负担,反正就算是破产了,他一样可以再调到其他厂继续做他的领导。作为控股方的国资委的工作人员,同样不需要负责,他们依然可以继续他们的小日子和仕途前程。

而从事一线生产的工人则需全额埋单。厂里下岗工人,有技术的去私企的混的也还不错,工资收入却有提高,没技术年龄又大的,怎么办?做小买卖,厂区里就那么大点消费容量,去县城里做生意又没本钱。怎么办?扫大街的扫大街、蹬三轮的蹬三轮,当保姆的当保姆。据后来我认识的其他成都东郊厂矿子弟说,当时他们厂的下岗女工,当舞女的也不占少数。可惜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封闭的三线厂里,就算当舞女,也难以活命。看到那些田园自由经济学家们一副轻松戏谑的说出:‌‌“就怕国企身份不在,铁饭碗不保。‌‌”我倒真想问问:45岁的老中年工人,体力下降,肩不能抗手不能提,长期从事单一技能的工作,临到一天突然下岗,你倒是给他们找个合适的出路?

当然,比起东北甚至成都东郊的厂矿,这个厂绝对也不算最惨的,下岗工人比例大概还不到20%,好活赖活,轻微亏损的这个工厂在第一波国退民进的大潮里还没倒下。03年以后,由于全国性的电荒,热电产业重新抬头,那算是90年代后本厂的黄金时代。订单不断,自然收入有所增长。不过在05年我大学毕业时,我父亲收入大概在3000元左右,母亲也大致在一水平。此时,成都的房价每平米也大致为3000元,而我大学的学费则是一年6000元。那个时候,也有私企、民企挖我父亲,开价月薪10000元。其实,当时父母盼着改制,因为是工程师,改制后能够带来的收入增长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如上所述,盈利的国企,国家暂不会改制。

改制的机会在09年来临。本厂迎来了第一位民企主人,不过结果让所有人失望。据厂里的当时游行时的散发的传单数据显示,07年-08年厂里的订单足以实现盈利,奈何此时银行坚决不给本厂提供贷款,无法购买钢材开展生产。而入住本厂的民企经营者,本是县城一地痞,靠承包火葬场发家,后与国资委某些人勾结,恶意将这个原本盈利的厂做成亏损企业,最后仅以1亿元低价收购。这种手段,在其他地方已屡试不爽。买厂以后也并不恢复生产,而是准备变卖厂里设备材料而已。加之,当时远低于成都市赔偿标准的工龄买断金,工人上街自然理所应当。第一次购厂闹剧在2010年落下帷幕。被折腾了一年的工厂自然也无力回天,从一个盈利企业到破产企业仅仅一年。此时,那个收购通钢的那个企业出手了。

JL当时给出了工人们相对认为合理的买断工龄方案与劳动合同,但是这个价格绝没有高于成都买断工龄标准一分钱,工人比起被大小五毛痛骂的‌‌“钉子户‌‌”们要价的能力与手段差了很多。并且在2011年后恢复了生产,厂里除了部分能力与工作态度较差的工人被淘汰之外,大都能签合同重新上岗。那段时间也是我老爸的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55岁有毒有害工种提前退休,作为技术骨干返聘,拿了双倍薪水,月入约12000元。两年后,也就是2015年,整体制造业危机来临,热电行业自然也摇摇欲坠,JL对于该行业本身也是外行,产品竞争力落后,订单也急剧减少,也无心生产,靠倒卖合同勉强支撑,工人大部分也是出于半停工状态拿着1000多的待岗金。父亲的幸福时光也就到此为止,现在每天闲在家里,就在家里看看电视剧发发牢骚。我曾叫他如果太闲,就去跑跑UBER,散散心,答曰:太累了,一辈子了该休息了。。。。

最后再画蛇添足说两句:田园派们经常分不清,希望国企死和希望国企工人死,是两码事。两桶油、电信、移动这些著名寡头与大量的三线厂、穷国企又是两码事。著名的GONGYUN人士,DONGFANG HAN先生所言,中国的劳工问题在于两点,待遇太低,正常表达渠道太少。就我亲身的经历与感受而言,大部分国企工人,在没逼到所有路都被堵死的时候,在没有快面临饿死的时候,也绝不会上街。被打死的通钢总经理可怜,但是那些没有退路要被饿死的工人就不可怜?在没有打死总经理前,通钢的工人们的合理要求谁听到了?谁在意了?谁又愿意为其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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