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政法委书记张越的政法商业帝国

长年在奢华的盘古大观聚会的“盘古会”大佬,逐渐聚齐在了另一个地方。

2016年4月16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张越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此前,张越落马的传言已经传了将近一年,几经反复,终究靴子落地。

这是继北大方正集团原CEO李友、原执行总裁余丽、原国家安全部部副部长马建等人之后,神秘富商郭文贵搭建的“盘古会”里落马的又一位重要成员——尽管郭本人目前仍滞留在海外。

《棱镜》2015年3月份曾报道,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政泉控股”)实际控制人郭文贵,以盘古大观作为据点,通过多年的经营,搭建了一个以政法官员为主的庞大政商关系网络,被外界形象地称之为“盘古会”(详见《棱镜》3月23日报道《郭文贵与他的神秘“盘古会”》,回复“郭文贵”接收报道)。当时的报道中,曾提及其中一位重要成员为“河北省某高官”,即为此次落马的张越。

《棱镜》调查显示,作为“盘古会”重要成员,张越至少在两次重大事件上对郭文贵给予了帮助:收购民族证券股份;帮助控制举报郭文贵侵吞国资的曲龙,并击退了另一位“仇敌”谢建升的反击。

拥有不同背景的多位与张越有交集的人士告诉《棱镜》,在这两大事件当中,张越涉嫌对阻拦者动用了刑讯逼供等手段;除了曲龙,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这些手段甚至还用在了大名鼎鼎的东方集团董事长张宏伟身上。

而长期任职北京公安系统、后被调至河北的张越,拥有着不菲的财富,被民间称作“河北王”的他,曾利用其妻与周永康妻子的闺蜜关系,寄望能够回京,但始终未能如愿。

1“摆平”障碍 助力收购民族证券

2009年,郭文贵与多年的合作伙伴曲龙仍然相互信任。当时,历经险境才最终扳倒刘志华、保住盘古大观的郭文贵,在常造成资金危机的房地产之外,将目光投向了现金流更为充裕的金融机构,决定收购民族证券。

当时,民族证券的第一大股东为首都机场,控股61.25%,东方集团为第二大股东,身在河北的石家庄商业银行为第四大股东,持股6.8%。郭文贵对民族证券分步收购,先从小股东石家庄商业银行下手。

这个收购,是由曲龙的中垠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垠公司”)出面进行的。据中垠公司刘姓财务总监对《棱镜》回忆称,郭文贵的北京政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政泉置业”)当时涉及多起诉讼,银行资信不好,不利于收购,因而由中垠公司代政泉置业进行收购洽谈,作为收购的台面方:2009年秋天,政泉置业转了4.5亿到中垠公司账户上,中垠公司凭此在光大银行北京大钟寺分行为此次收购开具了保函,第二天,4.5亿资金就被转回了政泉置业。

不同的信源告诉《棱镜》,在中垠公司与石家庄商业银行洽谈之前,张越已经在河北动用了政坛关系,帮助郭文贵“摆平”了河北国资委、河北银监局等相关机构,确保这一收购可以顺利进行。这是张越在收购民族证券股份一事上的第一次“出手相助”。

与此同时,“盘古会”另一位重要成员、原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则向北京产权交易所出具了国家安全局的公函,要求设置排他性条件。双管齐下之下,最终,2009年12月,石家庄商业银行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出让上述股权,政泉置业以2.91亿元受让。

后来与郭文贵反目成仇的曲龙在举报信中这样描述此次收购行动:“由河北政法委协调河北银监局,将石家庄商业银行持有的民族证券股权以协议形式低价收归政泉置业。之后,郭文贵还伙同安全部等部门工作人员,向北京国资委、北京产权交易所出具安全部公函,马建以安全部名义亲自出面协调,要求北交所设置排他性条件,使得政泉公司成为惟一受让人。”

在拿到6.8%的股权之后,郭文贵开始觊觎民族证券的控股权。当时,民族证券大股东首都机场正面临着国务院“一参一控”的政策限制,一家机构控股的证券公司数量不得超过一家,而首都机场却有两家:民族证券和金元证券。

时任首都机场董事长张志忠决定对两家证券公司进行吸收合并,但该方案遭到股东大会否决,随后张志忠辞去职务,并意外被刑拘。

当年12月,首都机场同样在北交所挂牌转让公司持有的民族证券61.25%的股权,同样设置了几乎无法满足的高门槛,最终流拍。具有优先受让权的股东之中,只有政泉置业提交了受让申请,并以16亿元的低价接盘:与一年前受让石家庄商业银行手中的股权相比,此次交易的市净率几乎低了一半。

这一结果让很多人大跌眼镜,除了价格极低之外,还因为当时外界普遍预计,第二大股东东方集团会成为首都机场的接盘者。

接近东方集团董事长张宏伟的人士对《棱镜》透露,东方集团并非不愿意接盘,而是张越“动了手脚”。在正式交易前,张宏伟被张跃的下属郭东斌等人,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带至河北承德某旅馆滞留四天。

据上述接近张宏伟的人士透露,在这四天中,张越等人对张宏伟进行恐吓威胁,甚至对其采取了“坐老虎凳”等手法。据悉,最后双方谈妥了条件。张宏伟回到北京随即给郭文贵方的账户转了一个多亿,并不再要求受让首都机场的民族证券股权。

这是张越在收购民族证券一事上,对郭文贵的第二次“出手相助”。多个信源向《棱镜》称,张越因此从郭文贵处获得了数额不小的金钱回报,其中就包括张宏伟转去资金的一部分。

截至发稿,《棱镜》未能联系张宏伟对上述说法置评。

2控制曲龙 击退各方“仇敌”

2011年3月31日傍晚,北京东四环边上,一辆轿车被团团围住,车窗被暴力砸开,驾驶员被强行带走。此人便是已经和郭文贵闹翻的曲龙。执行者当中,既有郭文贵的保镖赵广东、马建的下属高辉,也有张越的下属郭东斌。双方的矛盾,以此种激烈方式到达一个高潮。

两人本是多年的合作伙伴,2009年收购石家庄商业银行手中的民族证券股权,他们还在合作。然而,由于天津华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4亿元纠纷(详见《棱镜》3月25日报道《围猎华泰:中国式巧取豪夺》),昔日合作伙伴在2010年反目成仇。

为了威胁郭文贵,曲龙向国家安全部纪委、中央纪委实名举报郭文贵收购民族证券过程中侵吞巨额国有资产的问题,甚至还接受了媒体采访。由于曲龙曾参与收购,知悉马建、张越如何动用公权力施压河北银监局、河北国资委、北京产权交易所、首都机场、东方集团的过程,郭文贵“当机立断”,对曲龙实施了上述砸车抢人的特殊手段。

曲龙的家人告诉《棱镜》,曲龙被带走后的15小时至今空白,没有人知道他曾被带去了哪里。第二天早上,才被郭东斌等人带至河北承德某看守所,并对工作人员交代称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罪,已危害到国家安全,任何人不可将其转移。当时负责对接曲龙案的河北公安系统工作人员对《棱镜》回忆称,这些自称国家安全部的人并未像平常一样例行出示证件,也并未提交羁押曲龙的相关手续。

2011年5月6日前,曲龙被关押于承德某看守所的36天里,共被外提了三次,每次都超过了24小时,其中包括4月4日至6日的两天、4月中旬的一周以及4月底的4天。在被外提期间,据曲龙家人称,曲龙遭受了“老虎凳”、强迫持续进食且不得上厕所、被塑料袋套住至窒息等刑讯逼供手段。

实施抓人后,张越首次直接干预曲龙案发生在2011年4月底。在曲龙被押至承德某看守所后,承德市检察院批捕科以证据不足并未做出批捕的决定。批捕科某当事人曾对上述河北公安系统工作人员透露称,当时大家都以为是闹着玩的,“不是个正经的案子,闹闹就结束了。”

出乎意料的是,在批捕科做出建议不批捕的决定第二天,据上述批捕科人士透露,张越亲自电话要求必须立即批捕。4月底,曲龙被以涉职务侵占罪正式批捕,有别于当初被抓时的非法持有枪支罪名。当时,承德公安的工作人员大多觉得困惑,不知贵为省政法委书记的张越,为何亲自盯一个市局经侦支队的案子。

一年后,曲龙于2012年在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和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和二审以职务侵占8.55亿元,判处15年有期徒刑。曲龙曾对河南焦作凯莱大酒店董事长谢建升透露,审判前夕,张越通过下属与其谈判,称若是愿意和解,可与张越再“商量量刑”。

熟悉曲龙案件的陈姓律师对《棱镜》分析称,作为张越参与郭文贵收购民族证券的知情人,曲龙的案子被张越亲自盯着,且最后按15年最高量刑处罚也就“不足为奇”了。

控制曲龙之外,张越还帮助郭文贵击退了另一位“仇敌”——谢建升。

谢同样因为天津华泰的纠纷而大受损失,2012年他以赵云安、郑介甫、郭文贵、曲龙等人合同诈骗,向河南焦作市公安局报案,为此,焦作市公安局成立专案小组。(详见《棱镜》3月25日报道《围猎华泰:中国式巧取豪夺》),回复“华泰”收取)

此后两年,郭文贵通过马建下属高辉责令焦作市撤案,谢建升则开始了他漫长的上访之路。2014年6月,案件得以重新启动,殊不料,3个月后,专案组组长、焦作市公安局副局长王绍政被调查,谢也因涉嫌行贿王而遭通缉,此后逃往海外。

此次击退谢建升,张越出力不少。双方首先爆发了一场“抢人”大战:争夺曲龙的控制权。因为谢建升在河南焦作成功立案,2014年8月12日,历经公安部、司法部、河北省监狱管理局等相关部门审批后,曲龙被从河北押解至焦作。

谢建升向《棱镜》转述曲龙向其透露的信息称,因为担心曲龙供出民族证券收购事宜,张越利用自己的权力,责成河北省司法厅副厅长兼监狱管理局局长许新军、省监狱管理局副局长宋国军,赶至焦作市公安局再度押回曲龙。许新军于2015年6月24日因此而被免去许河北省司法厅副厅长、河北省监狱管理局局长职务。

2014年9月6日,河北省监狱管理局以“还有余案”为由要求押回曲龙。谢建升称,张越当时直接电话了河南政法委主要官员,以“涉及国家安全”为由,在2014年9月12日凌晨,再次将曲龙移交至河北省监狱管理局。据曲龙家属透露,曲随后在不同监狱间多次转移,至今不得见包括家人、律师在内的所有人。

故事并未结束。谢建升声称,张越、郭文贵等利益集团对负责曲龙在焦作的经济纠纷案的专案组组长焦作市公安局副局长王绍政进行监听。半个月后,王绍政被立案调查。谢建升也遭立案,因而远逃海外。

进入2015年后,随着马建落马,以及国内外媒体对郭文贵与马建等人的深入报道,张越及河南省相关官员非常紧张。据谢建升透露,张越等一方面加大了对于王绍政和谢的查处力度,另一方面,曾先后4次直接或间接找到谢谈判,希望能够和解,解决方案包括支付一笔不小的费用外,还有主动解决经济纠纷、帮忙搭救王绍政以及解除谢的通缉等事宜。谢建升透露,在谈和的过程中,张越方并未否认因涉及曲龙案而“做局”将王绍政逮捕。

以上谢建升所透露的涉及河北政法系统的信息,《棱镜》未能从相关部门处予以证实。

但另据接近中纪委的知情人士向《棱镜》透露,中纪委也于去年设立专案组,介入郭文贵及张越等利益集团调查,包括曲龙一案。据称,这一专案组确认了张越联合河南省相关官员“做局逮捕”王绍政一事,与谢的指控吻合。

最终,未能和解成功,也未能把谢建升、王绍政办成“铁案”,张越自己先进去了。

3高攀周永康 寄望回京的“河北王”

与“盘古会”中京城政商人士的交往,或许还夹杂着张越一颗回归北京的心。

简历显示,张越1980年从北京公安学校毕业后,长期浸淫在北京公安系统,2001年官至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随后在公安部反邪教局担任四年局长,2007年调至河北,先后担任河北省公安厅党委书记;河北省长助理,省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直至落马前的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

按照中国惯有的官职升迁路线,张越将在河北任职期满后回京高升,若无意外的话。

张越也是这么期待的。在周永康于2012年退休前,张越一直相信周能够帮助自己实现回京的愿望。至少有三个背景不同的企业家信源告诉《棱镜》,为此张越曾经向周进行利益输送。而能够与周走近,是因为张的现任妻子与周的妻子贾晓烨为闺蜜,曾一同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供职。

周永康事发前,张越也毫不避讳地在饭桌多次提及自己与周永康关系紧密的事实。某次以企业家为主的饭局上,张越还自称能够调用周的关系为企业家们摆平麻烦事,甚至还自爆能够从北京公安系统外调河北任职政法委书记得益于周永康。据知情人士透露,为此,张越也花了不少钱。具体数额《棱镜》暂不知晓。

事与愿违,在周永康在任期间,张越迟迟未能回京高升。接近公安部的人士向《棱镜》透露,公安部某高层对张越在河北的敛财行径非常反感,极力反对提拔张越。

张越“嚣张的个性”并非虚传。上述接近张越中的一位人士告诉《棱镜》,早年周永康还在位时,周的儿子周滨受人之托找张越办事,后者在饭局上毫不买周滨的帐,甚至发生言辞冲突。

既来之,则安之。得益于周永康时代政法委系统的强势,在河北任职的八年里,张越甚至被官场称之为“河北王”。身为河北省政法委一把手,张越到任第二年就被不少当地人举报腐败贪污等问题。但他的生活并未受到太大影响。

多位和张越有过交集的企业家对《棱镜》表示,张越富有得不可思议。今年3月,河北原常委景春华被调查时,被从河北郊区的房子里查获了一车的古董字画以及金条。河北公安系统的知情人士对《棱镜》称,在张越面前,景春华这些钱“小巫见大巫”了,没有人知道张越具体有多少钱。

除了帮助郭文贵办事获得报酬之外,有消息称,张越的妻子还通过承包政法系统的项目,非法获得高额利益。

张越的负面消息在河北公安系统乃至公安部都是公开的秘密。前文所述的河北公安系统人士对《棱镜》透露,张越毫不避讳利用手中的权利谋取利益。2009年,中纪委曾入驻河北对张越进行调查,但最后调查不了了之。

2013年,周永康窝案开始从蒋洁敏等人发酵时,张越在京开会时又被带走问话,只是后来又平安归来。上述知情人士称,归来后的张越明显收敛了不少。今年6月底,有消息称,张越曾被带走一个星期后再次平安归来。

张越最终未能逃过被调查的命运,尽管前两次都平安落地。或许,他自己也未曾料到能够在周永康一案中逃过一劫,却折在了生意人郭文贵事件上。

2014年9月,郭文贵与李友因为方正证券的董事会席位发生纠纷,张越用假身份,与方正集团李友分别赶到香港与郭文贵见面,试图说服郭文贵,平息双方的争端。但劝和未果,双方撕破脸面,最终两败俱伤,张越也未能幸免。

回头看,那一次的谈判,却成了“盘古会”重要成员们的最后一次聚会。如今,除了郭文贵仍滞留海外,其他人均已经被相关部门调查。他们也许正被同一拨人审问,但下一次的相见,或许只能在法庭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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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是“河北王”,也不过马前卒

文/蔡方华

河北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越落马之后,多家新媒体第一时间推送了揭秘性质的稿件。他们之所以动作如此迅速,是因为坊间早有传言。他们的稿子一直存在稿库里,几乎晾成了“腊肉”。一家新媒体在推送旧稿时,因为太过兴奋,连文中的日期都没来得及修改。但这也怪不得他们,他们可能没有想到,一个副部级腐败官员的落马竟然会延宕这么久。

张越身居高位,又在公安系统浸淫多年,能量自然了得。他和政商两道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形成了又粗又黑又隐秘的利益链。有人认为正是这个缘故,导致他很难被“扳倒”,但我觉得这个想法稍稍有点幼稚。他的上级已经倒了,他的同僚也倒了,完全看不出他还有什么砝码。在我看来,张越也不过是反腐败斗争中的一块“腊肉”。他之所以没有被及时“端”出来,大概只是要为周本顺的落马留出足够的档期。这大概就是传说中高手的节奏感。

张越被收网之后,河北省在十八大以来已经有四虎落马,几乎每个人都是硬角色。这是很特别的现象。河北并非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看起来并不值得利益集团去深耕。但由于其拱卫京畿的独特政治位置,它历来又是兵家必争之地。原省委书记周本顺,以及张越,基本上都是由周永康安插在河北的。所以,张越落马其实可以看作是肃清派系和打掉团伙的一种延续。

有一位团结湖参考(ID:Talkpark)的资深读者,大约是个很有幽默感的人,他在张越落马之后给我发了一个链接。内容是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全程参加省委常委民主生活会的报道。文章很长,但我还是很耐心地读完了。看到当时还在位的“四虎”的自批和互批,内心忍不住嘿嘿坏笑。如果有机会采访他们,我只想问一个问题:当时是否已经有了某种预感?

说到张越,不能不提到郭文贵和他的“盘古会”。“盘古会”和“西山会”一样,都是典型的权贵集团。不同之处在于,“盘古会”中有多位强力机关的显赫人物,因而其行事做派带有强烈的江湖气。在争夺地盘和攫取利益时,“盘古会”无所不用其极。窃听、跟踪、偷拍、劫持、刑讯逼供、巧取豪夺,十八般武艺轮番上阵。无论是高官还是富豪,一旦挡了他们的财路,要么退避三舍、要么锒铛入狱、要么逃亡海外。张越利用其在政法系统的位置和人脉,就多次扮演清道夫的角色,他也因此聚敛了巨大的财富。

“盘古会”的根脉到底有多深,媒体可能尚未完全发掘出来。但从大量的新闻碎片中,已经可以拼凑出一个印象,那就是大家经常挂在嘴边的“吓死宝宝了”。以往的那些年里,利益集团的攻城掠地几乎到了肆无忌惮的白热化程度。利用其掌握的、以及可租借的权力资源,他们把天量的社会财富据为己有,并且开始觊觎国有资产。而像张越这样的政法败类,则扮演着合伙人和打手的双重角色。这是很可怕的景象,是普通人蒙在鼓里被剥夺的梦魇。

经常有人问我,反腐败和我们这些普通人究竟有什么关系呢?在他们看来,好像只有把贪官的赃款都分给老百姓,才算是发生了意义。这种心态,有点像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腐败的气息中呼吸得太久,腐败也变得有那么点甜丝丝的味道。但从“盘古会”这种利益集团的滋长、扩张中,却可以明显地看到,民众辛勤劳动所创造的财富,最终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倒进了少数人的大锅里。社会的剥夺感从何而来?很大一部分就来源于这里。你虽然不知道被谁剥夺了,但你感觉到自己的血正在被抽干。所以答案就在这里,只有清除了腐败现象,每个人才能活在公正的社会里,才能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那个由全体国人所共有的梦想才可能实现。

张越在官场上有着“河北王”的称号,但在庞大的利益网络中,他又只是一颗棋子。张越在帮助郭文贵“清障”时所表现出来的嚣张和肆意,让人看到权力失去控制之后究竟有多么危险。怎样才能不让公权沦为撕逼的利器,是横亘在法治社会面前的一道深远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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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家不出所料

author: 傅桓

大陆媒体再次以详实的材料,揭露了河北政法委书记张越的犯罪情况,并且借助这条线索,再一次勾勒出周永康系运作黑金政治的内幕。这是中纪委隔了好久沉寂之后,最新一次给媒体喂料,像是给某种审判制造舆论。而一切,包括这个国家不出所料。

被称作“河北王”的张越,有着深厚的京城警界经历,经过其妻子与周妻的勾连,攀附上了周永康,从而在河北与北京两地驰骋于高阶权贵,利用政法权力编织了政商通吃的势力范围。并在长达十多年的耕耘中,压制聂树斌案昭雪,揭示了强权运作对底层的倾轧。

对张越的报道,情节之离奇,手段之残忍,权术之嚣张,贪腐之巨大,既让读者恍如阅读传奇小说,比权谋的美剧更残忍、更血腥、也更曲折。然而,对国情稍有辨别能力的,都清楚这一切不是小说,而是活生生的现实,是中国国情的有机组成部分。

张越的通天权力历经十数年屹立不倒,其黑恶势力与政权高度吻合,如果不是偶发因素导致的连环崩溃,谁也不知道能拿他如何?所以,围观者在给定的材料中,读到的应该不是额手相庆式的轻松,而是霸权尚余多少的惊悚。民商皆为猎物,皆可被围猎。

这个周永康旗下的张越黑社会,很好地阐释了在中国真正有实力的黑社会到底是如何构成的,也能明白这种成就张越的逻辑并不会随着它的倒台而消失。可以想见,张越之后,李越、王越之类,也会顺势而起。这是观者感到“我为鱼肉”的切肤之感。

这当然也不是只在高层上演的权力斗争。张越营造的权贵倾轧不仅对体制造成压迫,更触及对底层人等敲骨吸髓般的压制。从张越强令聂树斌案不得翻案的情况看,这样的权力黑洞不只是高阶权贵的日常游戏,更是底层民众的噩梦,给人强烈的幸存感。

所有的一切都不出所料。一种攀附权力金字塔顶端的家族势力,一种出租权力建造黑金帝国的运作图景,一种蔓延上下、传布恐惧感的权贵联盟,一种令人窒息的影响力及其漫长的释放期,所谓“王”者可以是许多人,而戏码不变,想象跟不上现实了。

而从张越黑恶势力被公布的方式看,也很有特色。在现有条件下,媒体调查报道已经衰败得可以,张越被揭露并非是媒体独立自为的功劳,而是仰仗权力斗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一方的特别许可。借媒体一用,也就是借喉舌一用,也是当前这个国家的常态。

所以,在这样的打老虎的报道中,乃至于这样一种谁个下台谁个上位的景象面前,观众永远是观众,给予什么戏码就看什么戏码——情结尽管曲折,拍案惊奇接连不断,所谓反腐的胜利也还是一种被动的赐予,一种按需制造的政治成果。而这些,自然也不出所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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