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重新听到了军靴声 —— 我为什么说“日本正变得越来越窒息”

author: 刘柠

今年七八月间,去了一趟日本。列岛溽热难当,持续逾一周的高温甚至刷新了近代气象观测史上的纪录。仅东京一地,便有11672人因中暑被送医急救,死亡25人。在罕见的猛暑中,我奔波在东瀛的城乡,走在被炙烤的马路上,从关西到近畿,从关东到北关东,从东京到首都圈外的地方城市,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焦躁的空气。

应该说,这种焦躁感并非经济不景气所致——或者说,经济至少不是唯一的原因。经历过“失去的二十年”的日本人,对长期萧条已然具备了相当的免疫力。近年到访过日本的国人当发现,今天的日人对名牌产品并不热衷,其民族性格中原本就有的合理主义倾向越发凸显,廉价、实惠、耐用成为最高的消费标准:一些家庭主妇几乎只在百元超市(所有商品一律100日元)购买生活用品;我的一些大公司白领和媒体记者的朋友,多年只穿优衣库和无印良品的服装,一些艺术家、音乐人甚至长年从古着店淘衣服;作为世界第一的汽车大国,大排量豪车的国内市场日益萎缩,代之以混合动力的节能经济型;曾几何时,以上班族的“小跑”著称的超快节奏,开始受到质疑,媒体公然提倡“慢生活”、“慢性爱”,一些年轻人甚至以“不拥有的幸福论”(所谓“不工作,不成家,不为金钱所缚”)来对抗既有的、父辈的人生观。在“泡沫经济”崩溃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日人其实已不大会为经济而过度焦虑了。

2000
(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于当地时间8日上午8点半截止报名,因未出现挑战者,现任党总裁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不经投票再次当选。这种情况系14年来首次,安倍晋三的任期将至2018年。如无意外,他将连任首相下一个任期。)

自2012年底,安倍晋三第二次内阁成立以来,打出了被称为“安倍经济学”(Abenomics)的景气刺激政策(所谓“三支箭”,即“大胆的金融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和唤起民间投资的成长策略”)。然而,风声大雨点小,眼瞅着囊中箭一支支射光,除了消费税从原来的5%上调到8%,日经指数有一定程度的上扬之外,宽松货币和有限通胀到底未能有效地激活增长机制。据《日经新闻》2015年4月实施的民调,全国对景气恢复“有实感”者只占16%,而“无实感”者则多达78%。这说明经济“格差”进一步扩大,相对贫困加剧,“安倍经济学”因此被舆论批判为“对大企业和有钱人的优惠政策”。不仅如此,8月11日,九州电力公司所属川内核电站重新投入运行,实现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以来事实上的“零的突破”。至此,“3.11”巨震后,社会进步力量锐意推动的“核电归零”愿景将渐行渐远——打破政、官、财“铁三角”谈何容易!更何况,安倍真的想打破这个“铁三角”吗?

安倍作为日本第一位战后出生的首相,在政治上有种强烈的复古趣味。从“后冷战”之初的1993年,首次当选国会议员,粉墨登场,到主导朝鲜绑架日人问题的调查、交涉,安倍其人一直受制于某种强烈的受害者意识。按说这种受害情结与其世代特征实难相符,甚至颇有些“违和感”。可实际上,这恰恰是日本政治的一个“归宿”:肇始于中曾根康弘的“向右转”,途径小泽一郎、桥本龙太郎、小泉纯一郎,到了安倍,“新右派”终于瓜熟蒂落,齐整整地集结,试图以“总保守化”的姿态来收割曾几何时,中曾根话语中的“战后政治的总决算”了。这一方面是近三十年来普遍保守化的“国际大气候”所致,另一方面,应该说也是日本地缘政治“磁力场”的变化和国民心态“形塑”的结果。难以想象,九十年代以降,日本还会产生如田中角荣那样的左倾实力派政权。一个最近的例证是,力主外交自主路线、在美军基地问题上持强硬立场、并公然打出“东亚共同体”愿景的鸠山由纪夫政权,执政仅九个月便黯然退场(一说是被美国搞掉的)。

客观地看,安倍内阁并非对美追随如小泉那样的政权,也不是与美国总统互唤昵称、琴瑟和谐如中曾根那样的亲美政权。相反,安倍的“美丽国家”论等听上去不那么自由主义、甚至有些民族主义的调子,时而令美国不快。在第一次安倍内阁时期,其在慰安妇和靖国参拜等问题上明显的“历史修正主义”立场和动辄扬言“脱离战后体制”(Break away from the post-war regime)的鹰派姿态,还曾受到《华盛顿邮报》等美主流舆论的牵制。但此一时彼一时也,安倍第二次内阁成立后,美国审视安倍的视线,比以前要“温暖”了不少:不仅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上,公开为日本背书,安倍在美国会演讲时,一番“痛切的反省”和对“阵亡美军将士的镇魂”,似乎也赢得了舆论的评价,乃至《日本经济新闻》认为日美间的“历史认识问题已尘埃落定”。

在日美关系如此“和谐”的背后,其实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大背景,那就是经历了两场战争(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和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颓势加剧,出于应对“中国崛起”的现实诉求,迫切需要日本重新武装,并一直在水面下不懈推动。而这种诉求,在大方向上,刚好与安倍其人的政治理想一致,于是,构成了安倍锐意推动安保法案和修宪的外部动因。与此同时,在“安倍经济学”的神话破灭后,正苦于无牌可打的安倍,明知一旦启动包括修宪在内的系列安保议题,必引发“地震”,却不得不铤而走险。

不同于以往政治家的是,对安倍来说,改宪既是手里的一张牌,同时也是世代相传的“悲愿”,源自家族的政治DNA。据跑首相官邸的番记者(“日特主义”式的媒体现象,指专跑某个政府机构,并跟随报道某个政治家的大报政治记者)透露,安倍在首相官邸墙上悬挂的唯一大幅照片,不是父亲安倍晋太郎,而是外祖父岸信介。之所以把改宪作为目标,是为了继承外祖父的遗志,而博取母亲安倍洋子的欢心。这种相当私人化的情感与上文所述的“受害情结”及日本地缘环境、国民心态的变化,构成了安倍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奋起挑战改宪“禁忌”的动力。

改宪动议非自今日始。历史地看,当初由美国制定的“和平宪法”落地六十八年来,有过几次修宪运动,早期的动静甚至相当大。如《旧金山和约》刚刚缔结后的1951年9月,由《朝日新闻》实施的民调中,针对“日本签署了媾和条约,已成独立国。以一己之力保卫自己的国家计,应组建军队”的意见,回答“赞成”者达71%,答“反对”者,仅占16%,“不清楚”者仅13%。翌年4月,由《读卖新闻》实施的民调,针对“你是否赞成改正宪法,日本持有军备”的问题,“赞成”为47.5%,“反对”为39%,“不清楚”为13.5%。可见,在五十年代初中期,改宪派占多数,代表了某种“政治正确”。进入昭和三十年代(1955年以后),反对改宪和重新军备者开始增加,反改宪者超过赞成者是在1957年,反再军备者超过赞成者是在1956年。其后,在被称为“55年体制”的漫长岁月,改宪派始终未能再度过半。照历史学者竹内洋的说法,这是因为国民在鲜花(理念)与饭团(实惠)之间,优先选择了饭团的缘故。

20001
(2006年安倍上台之际,公开表示要修宪,并探索能否让手续变得更加简单。)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务卿约翰·杜勒斯曾致信日本首相吉田茂,要求日本修改宪法,重新武装。吉田回复道:“改宪是不可能的,因为女性们会反对。而赋予女性投票权的不正是你们吗?”正是吉田,通过有限的主权让渡(提供基地),换来美国的防卫庇护,同时以“轻军备、重经济”为路径一心谋求发展,一路做成了经济大国。而包括“集体自卫权”在内的改宪问题,则基本搁置下来。正因了宪法第九条的存在,日本作为美国的军事同盟国,在战后由美国发动或参与的历次战争(韩战、越战、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虽然尽享“饭团”(战争特需),但却规避了直接参战的风险,未流过一滴血,未杀过一个人。相形之下,美国的其他盟国,如英国、韩国,则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战并各自付出了流血的代价。越战中,韩国派出了10万兵员参战,战死逾5000人。

吉田茂内阁以降,日本社会并非没有改宪动议,甚至“自主制宪”的诉求。不仅自民党政权,从鸠山一郎到中曾根康弘内阁,曾有过相当具体化的改宪检讨,而且《读卖新闻》、世界和平研究所、《产经新闻》、自主制宪国民会议等媒体机构或民间团体,均出台过不同版本的制宪方案。但所有这一切动议、试水,皆因未能凝聚国民的共识而流产——“和平宪法”诞生六十八年,岿然不动,既确保了战后日本的长治久安,也成就了其作为和平主义国家的国际形象。

然而,山不转水转。世易时移,随着日本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的变迁,围绕改宪问题,国民心态和社会舆论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持续萧条和中国全方位崛起的比较优势转换,包括“世界老二”经济大国易位的现实,加剧了这种变化。而这种变化折射在改宪问题上,便是护宪派渐次式微,改宪派势力增强。铁杆的护宪团体“九条会”,随着加藤周一、井上厦、吉本隆明、鹤见俊辅等左派良心的凋谢,已呈边缘化。至于大江健三郎先生所说的“认为必须终止和平宪法的日本人可能会超过3%,甚至5%”,大概是从其“九条会”发起人之一的立场出发,表达一种殷殷护宪的善良期许吧,与实际状况应有相当大的出入。据在改宪问题上始终持鲜明反对立场的《朝日新闻》于2015年5月1日发表的民调结果,主张改宪“无必要”者为48%,约略高于改宪“必要”论者的43%;而具体到第九条的修改,认为“不改为好”者占63%,大大高于认为“改了好”的29%。但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国民在改宪问题上的态度开始松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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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在东京举行抗议集会反对修宪)

那么,何以松动,日本社会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答案只有一个:即上文中提到的“总保守化”,或曰“右倾化”。表现在政治上,是执政自民党从传统的“中道保守”立场上退却,日益向鹰派位移;对外是对美追随加深,以价值观划线,公开以中国为假想敌。经济上是“新自由主义”尾大不掉,导致中产阶级萎缩,社会贫困加剧。反应在舆论上,则是原来左、中、右一应俱全的媒体“全光谱”中,中立萎缩,整体偏右,《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和岩波书店的《世界》杂志等左翼媒体开始被边缘化。毋庸讳言,这种“地壳变动”有深刻的背景和动因。但其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要素,那就是“政治主导”,或曰“政治精英主导”。所谓“政治主导”,是与“社会主导”相对的概念,即变化不是由社会潮流推动,而是由一部分政治势力在推动、酿造。对此,日本政治学者、上智大学教授中野晃一指出:“近年来,在日本社会中,虽能部分地看出右倾化的指标,但总体说来,政界的右倾化时期既早,振幅亦大。”换言之,今天日本社会的整体“向右转”,并非舆论先呈右倾之后,政客们追随的结果,而是相反——即政治精英诱导舆论:在一个正常的舆论场中,舆论从左而右,来回摆动原属正常现象(所谓“钟摆效应”)。但无形中,如果钟摆的支点被人为向右挪动的话,虽然摆锤还是会左右来回摆动,却已然无法复位到原来的左边界,而越来越朝右倾是肯定的。而这个支点,其实就是当下的政治议题,往往会被某种政治势力随机预设或置换:有时候,是日美安保;有时候,是钓鱼岛;有时候,则会变成集体自卫权或改宪。

安倍是一个具有很强议题设置能力的政治家,也不乏将议题付诸实现的行动力。应该说,这两点既是家族的政治DNA,也是其赖以成就长期政权的理由。早在安倍第一次内阁时期,尽管在位只有短短一年的时间,急于“脱离战后体制”的安倍便修改了《教育基本法》,把国民养成“爱吾国与乡土”的情怀写进了教育的目标(如此“古风”的“目标”,对这部与“和平宪法”前后脚颁布的、对战后民主主义的生根居功甚伟的法律来说,相当“违和”,那种怪怪的味道令人联想到明治天皇的“教育敕语”),并导入教员资格更新制,强化政府管制;进而,把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并制定了旨在使改宪程序可实操的《国民投票法》;紧接着,便开始着手承认行使集体自卫权前提下的法律检讨……回过头来看,不啻一幅从廓清外围入手,直奔问题要害的“改宪路线图”,真不得不佩服安倍其人的“深谋远虑”。

如果站在第三者的角度,客观地看,首先,“和平宪法”修改与否,是日本的内政问题,外人也许不该置喙;其次,现行宪法经过近七十年的磨合,事随境迁,有些条文已脱离当初想定的条件,或难涵盖新形势、新变化,也并非不可理喻。如就争议最烈的第九条而言,日国内一向有一种颇主流的看法,认为第九条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与《日美安保条约》共同构成的“套餐”(Set)。实际上,真正对日本提供保护的并非第九条,而是日美安保。既如此,那为什么不能修改第九条,使其“名正言顺”地成为保护日本的法律武器呢?[注1.]

对此,笔者暂不拟做价值判断,更不愿下任何道德判断。我相信日本作为宪政国家和民主社会的成熟,相信日本国民的理性,他们自主选择国家发展道路的权利理应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从如是立场出发,窃以为,如果安倍领导的内阁认为“和平宪法”的核心条款已然过了“赏味期限”,难以适应新的现实需要,更无法继续为日本提供安全保障的话,那么首先应该问信于民。而如果日本国民真的形成了改宪共识的话,那么尽可以本着法定的改宪程序,在宪政框架内寻求正面突破。然而遗憾的是,安倍内阁目前的做法,有些匪夷所思。说白了,是挟政府的行政权力和执政党的强势,一味地谋求以宪法解释来暗度陈仓。如此作为,有违宪嫌疑姑且不论,更大的问题是对宪政的消解,乃至破坏。

应该承认,这种绕开改宪程序,以行政释法的战术来谋求侧面突破的“偷梁换柱”式玩法,非自安倍始,而是伴随了八十年代中后期以降,日本政治“总保守化”进程的始终。彼时彼刻,发生在日本周边或其地缘关系延长线上的个案事态(地区冲突或局部战争),则被拿来充当了“酵母”或“砝码”,为政者借力击球,因势利导,不失时机地出台了一系列在过去难以想象的法律,不仅洗刷了作为“战败国”的“耻辱”,客观上也拓展了战后日本的国际生存空间:如借海湾战争,1992年出台了“PKO法案”(全称为《协助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法案》),实现了战后日本海外派兵的“零的突破”;借“9·11”后,美国展开的反恐军事行动,出台了“有事关联法案”(从2003年的“有事关联三法”到翌年的“有事关联七法”),海上自卫队的军舰在后勤补给的名义下,开赴印度洋,自卫队官兵甚至踏上了战斗的戈兰高地。

安倍第二次内阁成立后,目标更加明确,一切工作围绕改宪主题,相关程序全面提速:先是出台了《特定秘密保护法》;继而,为集体自卫权松绑;紧接着,企图强行在国会一揽子通过安保法案(亦称“安保法制”,即“安全保障法制”,包括旨在使“集体自卫权”行使实操化的《武力攻击事态法改正案》等十个法案);而终极目标,无疑是——改宪。这终极目标最终能否达成,另当别论,但无论如何,过去近二十五年来的行政释法,特别是安倍先后两界内阁所做的功课,事实上导致“和平宪法”被掏空,自卫队的足迹将无远弗届,日本坚持了七十年的“专守防卫”路线面临实质性的改道。难怪安倍在国会发言时,不止一次把自卫队随口说成“我军”。这种对战后日本领导人来说,绝对是“大不韪”的“失言”,其实倒未必是真“失言”,也许应看作内心的“誓言”,或测试舆论水温的“试言”,也未可知。

20003
(安倍是第一个在美国两院前演讲的东亚国家领导人)

安倍是一个高度实用主义的、不折不扣的目的论者,为了达成改宪的“悲愿”,不惜手段。某种意义上,就连“安倍经济学”也是手段,旨在提升内阁支持率,以为自己赢得推进宪改的时间,遑论历史认识。4月30日,安倍在美国两院的演说中,已公约将于今年夏天致力于“法整备”,并自我标榜“此举将是战后首次‘大改革’”——既已得到现行宪法的“始作俑者”美方的“默许”,安倍何惧之有?于是,借“安倍谈话”发表之机,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做一番文章,既让华盛顿放心,又让北京窝心却说不出什么来,从而为自己加分,何乐而不为?安倍唯一在意的,就是内阁支持率。可以说,他是边关注民调结果,边设定“安倍谈话”的形式(究竟以个人名义,还是公职身份)、内容与火候。受“安保法制”国会审议的影响,7月,支持率(42%)迅速下滑,首次低于不支持率(43%);进入8月,则进一步下滑至32%的“危险水域”……这才有了我们后来看到的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公职身份发表的、经过阁议通过的、被认为做了“软化”调整的“安倍谈话”。

8月14日,谈话一经发表,议论蜂起。“安倍谈话”颇感动了一些人,也激怒了一些人,实际上反而加剧了舆论的分裂。前首相村山富市第一时间发表看法,全然不认为安倍继承了“村山谈话”的精神:“第一印象是措辞冗长,煞费苦心的文章。可最后焦点模糊,想说什么完全不懂。”乍看上去,“侵略”、“殖民支配”、“痛切的反省”、“发自内心的道歉”等关键词一个不少,但彼此之间缺乏整合性,逻辑关系不清。还有不止一位学者指出谈话“缺主语”的问题,“不知道在说谁”(如日本著名历史学者保阪正康)。就笔者个人而言,谈话发表翌日,我在香港凤凰电台的电话采访中,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观感:一篇暧昧、狡猾得无所不用其极的文字。关于谈话内容,中日两国媒体已多有关注,似无需赘言。仅从个人的角度,谈两点看法:

一是翻译问题。在公开发表谈话的日、中、英三种语言的版本中,相对于原本(Original)的日文版,中文版措辞语感较轻,英文版较重。如关于日本走上战争道路过程的表述中,日文原文是“進むべき進路を誤り”,中文版译作“该走的方向有错误”(人民网版),而英文版则译成“took the wrong course”。三者相比较可以看出,日文版适中,英文版偏重,而中文版稍轻。曾几何时,在“村山谈话”中,对日文原文的“国策の誤り”(笔者手头的日外务省版中文本译为“国策有错误”),英文版译为“mistaken national policy”。而此番“安倍谈话”,则使用了语感上比“mistaken”略重的“wrong”。难怪文本发表后,美国立即表态接受了“安倍谈话”,并评价“战后日本在方方面面,都堪称国际社会的表率”。

二是就事论事,仅从一点来评价一下谈话内容。如开头处,安倍如此表述殖民主义的时代背景及日本走上这条道路的动因:“一百多年前,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各国的广大殖民地遍及世界各地。十九世纪,以技术的绝对优势为背景,殖民统治亦波及到亚洲。毫无疑问,其带来的危机感变成日本实现近代化的动力。日本首次在亚洲实现立宪政治,守住了国家独立。日俄战争鼓舞了许多处在殖民统治之下的亚洲和非洲的人们。”因为最初受列强逼迫的日本,后来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于是,便避重就轻,把殖民主义蔓延的原因,说成是“技术的绝对优势”。但包括帝国时代的日本在内,殖民主义者们所凭借的,难道仅仅是“技术”的“优势”吗?如此“低调”的表述,就像用现代语汇,把坚船利炮说成“硬件”似的,令人莫名其妙。熟悉日本历史叙事的人当了解,这其实是“历史修正主义”把殖民主义合理化的常用逻辑,且非常老套。

应该指出的一点是,安倍这一番“道歉”秀,主要是秀给美国看的,其次是应对日本国内舆论的,然后才是做给中国的。至少目前,中方并没有明确的道歉诉求。而“安倍谈话”作为战后七十周年的应景公式表态,与战后五十周年的“村山谈话”和六十周年的“小泉谈话”一样,首先是着眼于日本国内政治及日美关系的平衡杠杆。正因为比较了解日本的战争道歉,并非是建基于全社会广泛而深刻的历史反思基础上的、发自个体内心道义良知的“谢罪”,而是以外交、政治的手腕来“摆平”舆论(国内的和国际的),管理风险。我认为战争受害者应保持克制,因为克制本身,意味着尊严。而尊严,正是双方对等相处、面向未来的前提。但受害者不要求道歉,并不等于承认加害者一方的政客玩弄历史,肆意地把殖民和战争客观化——这与是否具有“大国气度”毫无关系。

不过,我也深知,包括“安倍谈话”在内的历史认识问题,其实也未尝不是安倍手中的一张牌,正如日本保守派舆论总批判中方“打历史牌”一样。因为,中日关系到今天这份上,形成了一种很不健康的结构,即亲对方者(亲中派和亲日派)在自己的国家都不讨好,而叫板对方者,则吃香喝辣,甭管叫板的有无理性(或用一个日文表述,叫“生产性”)。中方的反弹和舆论反制,很可能会助推安倍的“悲愿”。事实上,精明如安倍者,也在观察中方的动静,并根据动静的大小,来计算可借多大力矩,如何回球。这种结构性问题,成因复杂,且非一日之寒,短期内殊难破局。

在这种情况下,确保双方各自社会的健康发展便尤为重要。而日本作为发达邻国,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成熟的市民社会文化,及应对从自然灾害、环境问题到老龄社会的丰富经验,理应在多个领域成为中国之师。可遗憾的是,日本深陷于自身的种种问题之中,不仅难有从容,而且在一部分政治精英的主导下,越来越走向保守化,舆论空间日益萎缩,社会缺乏活力,令国民,特别是年轻人感到窒息。这种状况,在战后七十年的今天,伴随着安保法案的躁动,变得空前严峻,甚至可以用“危机”来形容。就笔者个人的体察,大致说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忧虑:

一是国家主义与“历史修正主义”的双重变奏。以安倍为代表的政坛新右派势力,主要有双重面向: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和政治上的国家主义;前者标榜“自由经济”,后者则以“强盛国家”为圭臬。经济上,所谓“安倍经济学”的构造相对单纯、透明,实效也有目共睹(下一步的重大举措是再度上调消费税,从目前的8%提至10%);政治上,则相对混杂,也比较隐晦。但一个总的方向,可以用安倍在2012年众议院选举中,所打出的一个口号来概括——“收复日本”:即不满足于靠扩充后的行政权力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而是要在从市民社会到国际关系的方方面面“收复失地”,实际上是谋求“保守复权”。所有这一切,端赖国家主义的强化。而战后日本国家意识之空前弱化,皆源于“战败国”的国体。因此,“脱离战后体制”,遂成安倍念兹在兹的迷思。而“脱离战后体制”,有两条最有效的路径:一是改宪(包括最终的自主制宪),二是颠覆战后由美国主导的、建基于“东京审判”基础之上的国际规约。前者正在锐意推进,我们且静观其变;后者,则须建构一整套自己的历史叙事,而其价值内核(或曰历史逻辑),就是“历史修正主义”。

对此进程,务须关注。尤其当警惕国家主义与“历史修正主义”充分勾兑后,在外界相应的条件下,发生“化学反应”的可能性(未必准确,但出于文字的形象性,或可借用李泽厚先生的学术表述,称“双重变奏”)。

二是操纵媒体,侵犯言论自由,损害公民权利。如借《朝日新闻》的慰安妇不实报道问题,发动《读卖新闻》、《产经新闻》等保守媒体大肆攻讦,刻意给国民造成仿佛连慰安妇问题本身都不存在的错觉,导致《朝日新闻》发行量大幅下滑,被边缘化;整肃、改组NHK,任用亲信,选择性报道,乃至对8月30日,12万人包围国会的反“安保法制”抗议示威行动都视而不见,不予报道,被国民奚落为“犬HK”(“N”在日文中,与“犬”谐音);因对“安保法制”持批判立场,冲绳两家主要地方报纸——《琉球新报》和《冲绳时报》遭政客恫吓,扬言要“封杀”,甚至威胁将通过“经团联”等机构阻止大企业投放广告。而去年12月强行通过的《特定秘密保护法》,则把公共信息中,部分涉及“防卫”、“外交”、“防恐”及“防止特定有害活动”的信息作为所谓“特定秘密情报”,不予公开,且禁止新闻媒体报道、调查,公然侵犯公民的知情权。惟其对所谓“特定秘密”的定义极其暧昧,范围模糊不清,某些公民日常的职业行为很可能会“动辄得咎”,如新闻记者有被控“非法取得国家机密罪”的风险,而国家和地方公务员则有被追究“泄密罪”之虞,等等。

20004
(当地时间2015年7月24日,日本东京,民众集会举行反政府示威活动,抗议安倍政权和新安保法案,并与警方发生冲突。)

战后日本的科学、文化、艺术成就有目共睹,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仅次于美国,这不仅意味着科技与教育的发达,更是切实保障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公民权利的表征。文化创造力的前提是自由。对国民自由的钳制,必危及文化。

三是践踏法治,破坏宪政。对不惜以行政释法为集体自卫权松绑,并付诸国会强行表决一事,著名宪法学权威学者樋口阳一于众院通过的第二天(7月16日),在《朝日新闻》上撰文,斥之为“三重侮辱,罪孽深重”:第一是对国会的侮辱。宪法第九条之下,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之宪法解释,乃过去积数十年之功,在国会论战中确立的共识,却被一纸阁议决定、所谓“安保关联法案”轻佻地戏弄、遗弃;第二是对最高法院判例的侮辱。作为变更解释的依据,质疑驻留美军合宪性的“砂川判决”被拎出来。这在樋口看来,简直“连牵强附会都算不上,如果是学生答卷的话,是要判不及格的”;第三是对历史的侮辱。不仅如此,樋口还进一步指出,7月15日,众院的强行表决通过,还构成了“对民主主义的侮辱”和“对国民的侮辱”,深刻触及了一味谋求“脱离战后体制”的首相历史认识的危险本质。

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在众院特别委审议时,连自民党推荐的宪法审查会的三名宪法学者都明确表示“违宪”;表决时,在野党议员集体退场,旁听席上的市民代表悲愤呼号,举牌抗议,但法案却被强行通过……“违宪”、“违反判例”不在话下,为了能通过法案,甚至到了罔顾宪法及国家法律体系的关联性、整合性的地步。法案起草班子的一位重要成员、首相辅佐官礒崎阳辅,在面对民主党代表关于安保法案与既成法律体系稳定性的关系的质询时,竟然脱口而出“与法律的稳定性无关”,致舆论大哗,被呛下台。结果又为自己的“失言”道歉,却拒绝辞职。最后,连安倍也不得不出来擦屁股,但明显前恭后倨,暗中力挺。

1960年5月,岸信介内阁不顾在野党和舆论的反对,在众院强行通过日美安保法案修正案而引发大规模抗议活动,结果酿成了波澜壮阔的“反安保”运动的滥觞。当时仅五岁的安倍晋三,在首相官邸中,看着外祖父和他的胞弟、时任藏相的佐藤荣作喝威士忌。官邸外,不时传来抗议人群的口号声:“安保,反对!”五十五载一弹指,入主首相官邸的安倍,面对不远处国会议事堂前的抗议人群,开始品尝同样的滋味——历史惊人地相似,简直像拷贝。但看来,安倍不会轻言退缩,正如他的祖父岸最终也没有退缩一样。

“安保法案”是一场深刻的危机,不仅是日本政治的危机,也是宪政的危机。能否渡过这场危机而不重创宪政,是对日本民主主义和法治的考验。

20005
(“六零年的安保斗争,几乎造成日本的分裂”)

注1.见铃木幸一文《平和憲法と米軍はセット 原点立ち返る問題提起を》,载《朝日新闻》,2015年8月5日。

上个月,我在“腾讯·大家”上发表了一篇长文《日本正变得越来越窒息》,颇伤了一些友人的心。他们对我的突然“转向”感到痛心,觉得我对日本的“酷评”,已无异于反日愤青。一些虽然长居日本,但在中日间常来常往的人,深谙两国国情和文化差异,正是日本的环境整饬、社会和谐和生活便利,让他们选择在东瀛构筑人生的据点,但同时,也在密切关注着大陆的走向和命运。人生的选择,相当程度上是基于价值判断。既选择用脚投票,便有选择的道理,我仿佛听见这些朋友在心里嘀咕:说日本“窒息”,你没有搞错吧?看一看你所在的环境和舆论空间吧,到底是哪里雾气沉沉?

200011
(图:日本国会前反安保法案的人群)

我完全理解他们的心情,且基本认同其判断,但我还是会坚持“日本正变得越来越窒息”的观点。因为,我个人的观察坐标和判定基准不是别的,而是自由和国民权利的流变。在一个连日重霾的城市,一场“猪突猛进”的狂飙,会令人有种解放感;而一个长年阳光明丽,空气润泽,人们已经习惯了室外深呼吸的城市,突然遭遇一场火灾,或阴云四垂,薄雾腾起,则会给人以某种窒息感——这种道理何需诠释?

1945年8月15日,“终战”。起初,日本统治层看到“国体护持”有望,甚至想借山姆大叔之手绞杀左翼力量。如当年10月3日,东久弥内阁的内务大臣山崎严在接受英国报纸采访时说:

“负责取缔思想的秘密警察现在仍在继续活动,对那些策动反皇室宣传的共产主义者将毫不留情地法办;凡呼吁政体变革,特别是主张废除天皇制者,皆视同共产主义者,将依照《治安维持法》,予以逮捕(奥平康弘《治安維持法小史》,筑摩書房、1977年10月30日、243页民)。”

但他们显然未料到美国后来的民主化举措。10月4日晚,“太上皇”麦克阿瑟突然发布最后通牒——《关于解除政治的、市民的和宗教的限制的通告》,对日本执政者来说,不啻晴天霹雳。通牒有四项内容:

1.即刻释放政治犯;

2.废除思想警察及其他一切类似的机关;

3.罢免内务大臣、警察方面的首脑及日本全国的思想警察,包括与镇压行动有关的官僚;

4.废止或停止执行与弹压市民的自由有关的所有法规。

日本政府完全懵了,一时间方寸大乱。而GHQ(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当局仿佛为了防止日政府在执行释放政治犯过程中的消极怠工似的,紧接着又发表了一份备忘录,强调被释放者为那些“目前被拘禁或者收监中,抑或处于‘保护或观察’之下的所有人”。似乎觉得仍意犹未尽,又补充了一句“即或未在拘禁、收监、保护或观察之中,但却被限制自由者”,命令对所有上述对象,务必于10月10日前,“实行完全的释放”。而留给日本政府的实操时间,只有六天。

当入狱十八年的日共领袖德田球一走出监狱大门时,当即发表了热情似火的《告人民书》:“我们向在日本的盟国占领军表达最深刻的感激之情,他们致力于从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手中解放全世界,为日本的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 《拥抱战败》,(美)约翰·道尔著、胡博译,三联书店,2008年9月第1版,39页。]德田对美国“解放军”不加掩饰的赞美,后来令共产主义者们备感尴尬,乃至每每不惜画蛇添足、拐弯抹角地解释说,德田所谓的“盟军”,“其实是包括苏联在内的”云云。

虽说由于冷战“铁幕”的迅速落下,美国的理想主义也没能进行到底,但毕竟废除了恶名昭著的恶法《治安维持法》和思想警察组织“特高”,并以法律的形式确保了国民的人权和自由权利。如“和平宪法”第十一条规定:

“国民享有的一切基本人权不能受到妨碍。本宪法所保障的国民的基本人权,作为不可侵犯的永久权利,现在及将来均赋予国民。”

第十三条规定:

“全体国民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对于谋求生存、自由以及幸福的国民权利,只要不违反公共福利,在立法及其他国政上都必须受到最大的尊重。”

尽管日本政府对国民自由权利的保证是被动的,某种意义上是被美“嫁接”的结果,但好在“立法者”的美国自身充当了六年半的“执法者”,待执法的角色“完全”移交给日本后,后者已从这部“连语法都是英文的”宪法中尝到了甜头,不仅不思修改,甚至转而拼死“护宪”了。如此,宪法及其所保护的种种公民权利开始在日本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实。要说美国人虽然居高临下,姿态强硬,可实际上,并没有欺负日本人。宪法中的一些国民权利条款,甚至比当时的美国宪法还要超前、彻底,如对男女同权的规约等,说“和平宪法”是战胜国馈赠给战败国的“善意的礼物”,并不为过。

在笔者看来,这部宪法中的核心价值,不是别的,恰恰是对自由精神的肯定、强调和对自由权利的保护。诸如“思想及意志的自由,不受侵犯”(第十九条)、“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及其他一切表现的自由;不得进行检查,并不得侵犯通信的秘密”(第二十一条)、“在不违反公共福利的范围内,任何人都有居住、迁移以及选择职业的自由”(第二十二条)、“绝对禁止公务员施行拷问及酷刑”(第三十六条)、“不经过法律规定的手续,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或自由,或课以其他刑罚”(第三十一条)、“对任何人都不得强制其做不利于本人的供述”(第三十八条),等等,无一不是对自由价值和自由权利的正面捍卫。虽说该宪法的“始作俑者”是美国人,但仍不难从文本中发现对从战前到战时,立宪主义遭践踏、国权压倒人权的惨痛历史教训的反省和超越。这一点,只消与前一部宪法《大日本帝国宪法》稍加比照,高下优劣立判。如《大日本帝国宪法》中,第二章“臣民权利义务”部分共有十五条,绝大部分是对义务的规定;反之,“和平宪法”第三章的“国民的权利与义务”部分,共三十一条,绝大部分是对权利及权利保障的规约(姑且不论“臣民”与“国民”在法理上的区别)。

考察日本战后的发展轨迹可发现,截至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在长达六十五年、近三代人的漫长时段,国民的自由权利和福祉始终处于不断增殖的方向,历史的轨迹清晰可见。美国既为日本“嫁接”了一部“和平宪法”,便有义务养成自由社会的文化土壤,以利嫁接之木的生长。美国的良苦用心,甚至让日本国民从接受接吻文化开始,习惯并爱上“自由”。1946年6月,在GHQ的“指导”下,松竹映画株式会社摄制了一部故事片《二十岁的青春》,片中有一组男女主人公接吻的镜头。银幕上,男女公然拥吻,不大合乎东洋文化,令观众平生违和感。据《读卖新闻》的调查,在回收的411份问卷中,认可接吻镜头者只有27%,不认可者则达73%;其中,女性的问卷仅有7份,回答均为“No”。(橋本努《自由に生きるとはどういうことか——戦後日本社会論》,筑摩书房、2007年11月10日第1刷、31页)但对此,美方认为,亲吻既是自然的爱情表达,也是“自由”的体现,自由社会的公民完全应该接受。于是,在GHQ半强制性的行政指导下,日本的国产电影,过滤掉“军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要素,开始导入自然、健康、人性化的艺术表现,乃至有了后来的桃色电影(Pink Movie)产业,及电视时代规模更加了得的AV产业。

新闻出版更不在话下。经过战后初期,由《猎奇》、《维纳斯》(VENUS)等黄色刊物构成的百花缭乱的“低俗杂志”(日文称“粕取杂志”)潮,1947年,荷兰性学家西奥多·亨德瑞克·范·德·维尔德的著作《理想的婚姻》被译成日文出版,热销50万册,成超级畅销书。与电影的分级制一样,出版业虽然也有规制,但高度自由化,感官小说、成人漫画,与严肃题材的文艺图书共生,各有受众,相安无事。

八十年代末,我头一次去东京,爱去神保町书店街闲逛。那些装在透明塑封中,以肥白柔美的巨乳丰臀挤满封面的杂志,每每令我心跳加速。记得有一次,在打工的餐馆,与我一起工作的女侍——一位吸烟很凶、却风韵犹存的奥巴桑,问我喜不喜欢日本。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不愿泛泛而谈,便应酬似的点了一下头。她接着问我喜欢日本的什么,面带一种期待与挑衅的表情——这真真难倒了我。看到我有些犯难的样子,奥巴桑脱口而出:“你难倒不觉得日本很自由吗?”我登时脑洞大开,不禁在心中点赞:是的,自由!不是别的,正是那种“自由”,是令我无时无刻不陶醉于其中,但却茫然懵懂,全然不知为什么而陶醉,只是时而感到内心某种悸动。除此之外,摩天大厦、纸醉金迷、沙滩跑车、东洋魔女,其实都是虚的。如此重大的发现,居然要经人提示才能领悟,足见笔者的愚钝。不过,这倒也让我领教了那个国家自由的生态:同一职场的奥巴桑,处于社会的底层,但却对自己国家的自由充满了自豪。那种自下而上的开放的空气,非常自然,自信而阳光,与八十年代的中国不无相通之处。从那以后,我便学会时时以自由的尺度,来打量、评价那个社会,并在内心与自己的国家相比较。

获得这样一种弥足珍贵的观察视角,其重要性是我多年后才意识到的。而自由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既是顶重要的价值,同时也是一项基本人权,是其他诸权利的基础。有鉴于此,日本宪法第十二条规定:

“本宪法所保障的国民的自由与权利,国民必须以不断的努力保持之。且国民不得滥用此种自由与权利,而应负起不断地用以增进公共福利的责任。”

可以说,正因了国家对国民的自由与人权的保护和公民自身权利意识的强化(包括对权利的自尊,有自尊才不至滥用),国民的自由和人权才得以确保,而建基于自由与人权之上的种种权利和福祉,才能不断增殖,始终处于最大化的方向。譬如,在高增长时期的日本,因过度追求绩效,公司职员长时间加班,甚至节假日也放弃休息,超长劳动和超短睡眠,造成上班族“过劳死”等深刻的社会问题,日人也被西方社会讥讽为“经济动物”(Economic Animal)。对此,日本政府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致力于调整(1988年,修改《劳动基准法》,缩短法定劳动时间)。“泡沫经济”崩溃后,经济的持续萧条反而促进了日人生活观念的转型。加上大企业普遍效益低迷,难以支付巨额加班费,转而鼓励员工少加班,甚至不加班。如此,至九十年代中后期,日人平均劳动时间实际上已落在美国之后。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国家法定带薪休假天数又开始与EU主要国家逆转。

关于这一点,笔者有切身的体会。我曾在一家日本综合电机公司长年供职。我所从事的能源工程,特点是周期长。一个项目做下来,动辄三五年,甚至十年八年,也不在话下。组成一个联合体、共同合作的伙伴,常有美、加、法、德的公司。九十年代,作为设备供应商,在访问客户时,工作节奏常被一起合作的欧美公司工程师的休假安排打乱,日程很难调整。但九十年代末以后,日本企业的Red Day(即法定节假日,在公司的社历上以红色标记)明显增多,乃至一些美国、法国公司不得不反过来迁就日本工程师们的日程安排。有时候,在联合体各方都出席的项目设计联络会上,给西洋人解释东洋的盂盆兰节、黄金周什么的,竟颇费周章,每每凸显东西方文化差异问题——此乃题外话。但总之,自由的确保带来个人权利和福祉的最大化,而不是相反,恐怕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其实,何止是国民的权利和福祉,连国家科技文化的发展,都与自由息息相关。战后七十年,中日两国都在反思,既反思自己,也在思考对方,并试图通过思考对方来预测中日关系的走向。今年6月底,我在一个关于中日关系的论坛上做过一个发言,对日本战后的发展历程做了一番简明扼要的粗线条概括:

“战后七十年,日本从一个战前到战时,那样一种性质的国家——靠富国强兵,每十年就对周边国家策动一次战争的那样一种非常负面的存在,可以说完全转型为一种柔软的、人性化的形象。当然,你要说它柔软的背后是什么等等,这是另外的一种视角,我们也可以随后展开。但是就结论而言,战后七十年的日本,是一个奉行和平主义的民主主义先进国家。它没有像战前那样,策动过任何军事行动,没有开过一枪。从日本最高裁判所披露出来的材料上看,包括对那些杀人、放火、投毒等凶恶刑事犯罪案的审判在内,判处死刑的人其实也并不多,从1946年到2015年,好像还不到400名,且多数集中在战后初期到五十年代。1995年,在东京市中心制造沙林毒气恐怖事件的主犯——奥姆真理教的教主麻原彰晃,被判处死刑,但二十年后的今天,仍未执行。不仅如此,在文化上,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今天,日本已有22名诺贝尔奖获得。在自然科学领域,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诺奖大国,同时也是举世公认的软实力大国。(见“高和分享”系列演讲第三场《战后70年——中国与日本的十字路口》,微信版嘉宾对谈(上))”

所以我认为,从大方向上来说,战后日本作为一个当然的和平主义国家,已经完全颠覆了战前到战时那样一种负面的国家形象——这是一个大的判断。早在战前,日本的一些国策学者、文化保守主义者便很迷恋“文化国家”的说法。可实际上,日本真正在国际社会成功树立“文化国家”的看板,还是在战后,确切地说,是八十年代以后。“文化国家”形塑的动力,自然是文化(包括科技文化)。而文化的背后,为文化动力储能的源动力,我认为不是别的,恰恰是自由。它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文化创造主体的个体(科学家、作家、艺术家等)思想的自由,二是创作环境的自由,说穿了,即免于恐惧的自由。这也可以间接回应同样是立宪政体,何以战后日本的成就要远远大于战前的问题。同时,也可以说明,何以近两三年来,尤其是在最近的安保法案斗争中,竟会有那么多作家、艺术家、包括诺奖得主在内的科学家,站出来反安保、反安倍、反改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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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笑福亭鹤瓶嘲笑安保法案)

日本艺能界有一条不成文规:艺人不参政。尤其是搞笑艺人,保持政治中立,既是职业操守,亦是饭碗所系(你编排政客的段子,毕竟不能让观众以为是为反对党坐台)。但著名笑星笑福亭鹤瓶,却公然在其所主持的NHK综艺节目上,嘲笑安保法案。其不惜甘冒大不韪,撕破业界“潜规则”,嬉笑怒骂的姿态背后,其实是对自由的捍卫。不仅是笑福亭,著名艺人SHELLY、渡边谦,国际音乐人坂本龙一等人,均亮明立场,旗帜鲜明地加入了这一场斗争。因为,没有什么人比这些艺人、明星们更懂得,创造的边界等于自由的边界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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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国际知名音乐家坂本龙一出现在反安保集会现场)

我这样说,大概有些人觉得笔者又在危言耸听。至少那些当初对我的“窒息”论抱有怀疑的朋友,大约会再次摇头。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近两年日本的社会、政治的“磁场”变化是如何影响艺术创作的。今年夏天,东京都现代美术馆举行了一场企划展,主题是“大人孩子都来思考:这里是谁的场所”。著名前卫艺术家会田诚,应邀以自己的多媒体装置作品《会田家》参展:展场一隅,艺术家携同为艺术家的妻子冈田裕子和儿子会田寅次郎辟出一个空间,作为模拟的家庭。从天花板上垂下一块白布,布的顶端用毛笔着大大的“檄”字,左端是“要求文部科学省”和艺术家的署名。然后,从中间到右端,用毛笔写满了对文科省的要求书,如“提高教师工资!”“新国立竞技场的问题全部让俺来解决!”“教科书检定意义何在?”等等。展出后,作品因“带有政治性”,被馆方要求撤下。对此,会田诚抗议道:

“文字的内容本身真没啥了不起。也并不是说在上面写了什么一针见血的意见。国民每个人都有的不平不满,即使是并非专家的一般平民,即使是孩子,也可以表达意见,而不必在乎谁,是民主主义的原则和理想。简而言之,我想把诸如“不必忍耐”、“不用压抑自己的声音”这样的一种人生态度传达给我的孩子。而这种态度以稍带夸张和幽默的、象征性的视觉形式呈现,便是这个名为《檄》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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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宪法明文“保障学术自由”(第二十三条),但就艺术现场而言,客观上由于公立美术馆等设施是靠国民的税金来维持运营,公然对某个党派、宗教表达支持或反对,难免会引发争议。美术馆的运营方如系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做出撤展判断的话,尚可理解。但文部科学省是独立于任何党派的政府行政机构,且艺术家的诉求也很稀松平常,与舆论相比,算得上温和,可还是被强行撤展。

另据《朝日新闻》报道,今年初,在东京都练马区的一间民营画廊,艺术家们举办了一个题为“表现不自由”的展览,参展作品全部是近年在日本国内各种艺术展事中,遭撤展、被抹消的作品。前卫艺术与摇滚一样,本来就带有强烈的先锋色彩,并不单纯是为公众挠痒痒,而是天然地带有社会批判的性格,所以才被贴上“前卫”的标签。而出于某种暧昧的“政治性”判断,干预艺术创作,在五年前,都是难以想象的,今天却屡屡上演。有些案例,甚至招来了警视厅的介入。只消对日本当代艺术史多少有所了解,便不难嗅到笼罩在艺术现场的时代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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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现不自由”展览作品:中垣克久《時代的肖像》)

自由一旦开始后退,当然不会仅局限于某些领域,而是全线后退,且必然伴随权利空间的收缩。近年来,一个标志性的信号,是《特定秘密保护法》的出台,笔者个人把该事件看成是国民权利的一次重大失守。与今年9月19日凌晨,被执政联盟强行在参议院通过的被统称为“安保法制”的11个与安全保障相关的法案一样,2013年11月至12月,众参两院分别通过了《特定秘密保护相关法律》(统称《特定秘密保护法》),并于2014年11月正式投入实施。该法是安倍晋三第二次内阁成立后,倾力推动的一个重要立法工程。

早在冷战期的1985年,自民党曾规划过《防止关系国家秘密的间谍行为的相关法律》(简称《防止间谍法》),旨在应对潜在军事对抗下的情治活动。但彼时由社会党主导的“革新”势力强大,市民运动也很生猛,此法被认为会强化政府集权,从而压制国民主权,经过在野党和大众媒体的努力,成功废案。但安倍上台后,却拾起废案的骨架,并试图重新包装成日本走向“普通国家”化的一个道具——即《特定秘密保护法》。

该法虽然拿“国家机密”说事,但主要目的其实并不是“抓间谍”,而是剑指渗透进政府的市民运动和大众传媒势力,实际上的着眼点在于对国内社会的监控。所谓“特定秘密”,被笼统划分为涉及“防卫”、“外交”、“防恐”和“防止特定有害活动”四类,定义暧昧,且越往后范围越模糊。而定义模棱两可、边界之不甚清晰,则为官僚的寻租预留了通道,涉密情报的范围只怕会越扩越大。加之缺乏第三方监督,涉密情报的解密期不明确,某些国民日常的职务行为很可能会祸起萧墙、动辄得咎,如新闻记者有被控“非法窃取国家机密罪”的风险,而国家和地方公务员则有被追究“泄密罪”之虞。更有甚者,该法还附设了“适应性评价”机制——即对涉密人员及其家属的个人信息,可进行常规的检查、评估。且评价范围并不仅限于国家公务员,可延伸至警署、政府外包企业,乃至国会议员和公益机构人员(参见《特定秘密の保護に関する法律》、第五章)。而作为评价依据的个人信息,既有一般信息,也包含个人隐私,如某人的海外旅行记录、信用状况、饮酒节度,等等,不一而足。

如此法律,直接挑战了国民的知情权、言论自由权和报道机关的媒体权利,且对国民的自由、隐私权,构成了威胁,其对战后民主主义社会的冲击之大,可想而知。付诸国会表决前,即遭到日本新闻协会等传媒界和学界的强烈反对。两次表决,均遭遇在野党的拼死抵抗。表决通过后,安倍内阁支持率骤降十个百分点,首次跌破50%(达47.6%)。(参见日本共同社2013年12月8至9日民调结果。)

如果说,《特定秘密保护法》是以保护“国家机密”之名,行监控社会之实的话,那么即将投入实施的另一项着眼于国民个人信息的举措——共通番号制,则是殊途同归。2011年底,我曾在《新京报》上撰文,谈日人的“身份证”问题。为什么要在身份证上打引号呢?因为日本人根本就没有身份证。日人不仅没身份证,甚至对人口户籍的“数目字管理”说不,拒绝导入“国民总背番号制”。(即国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像运动员那样的后背番号,以识别身份。)乃至从1970年开始检讨的这项制度,因遭到国民和舆论的强大阻力,至今难以完全落地,已名存实亡。何以至此呢?说起来,还是出于国民对国家主义的恐惧和警惕:“对国民来说,一旦导入国民总背番号制,至少为征兵、徭役等国家主义‘恶用’提供了便利和可能,有朝一日,难保不会再度变质为战争装置。”(《中日之间》,刘柠著,中信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278页。)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这一切,正在成为过去时:安倍政府绕过争议巨大的国民总背番号制,另起炉灶。2015年5月,通过了“社会保障·税务共通番号制”(简称共通番号制,或My Number制)。从2015年10月起,每一位日本国民(包括海外常驻人员)都会收到从户籍(住民票)所在地的地方政府机构,以简易挂号信形式寄来的书面通知书。通知书中夹有一张申请卡,由收信人填写后寄回。然后,收信人可在地方政府的指定窗口领取一枚刻有12位数号码的卡片。此号码与个人的社保、纳税番号统一,是唯一号,跟随一生,即“My Number”。从2016年1月起,国民凭此号码,可在政府机构中办理从医疗保险、厚生年金、雇佣保险,到受灾时的生活补助、税务申报等各项手续。政府的宣传册子上,称此项举措具有三个优势,即“行政高效化,便民,有助于实现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

当然,My Number的用途远不止于社保和税务,该措施的根本诉求在于政府对国民个人信息的一元化管理。为提高使用率,政府还检讨出台一些鼓励性政策,如对持有My Number的消费者,可给与每年4000日元的返现补偿等,但同时也意味着消费活动须全额申报。而随着普及率的进一步提高,护照、信用卡、银行账户等与My Number捆绑也许只是时间的问题。对此,一般国民的反应大多只停留在对个人信息泄露的担忧上。但知识界则有舆论指出,My Number本质上是监视番号,安倍政府的“深谋远虑”是构筑一个“超监控社会”,以向战时体制过渡。更有一些大学教师担心,那些毕业后因就职困难,一时还不起奖学金(名为“奖学金”,实际上是面向贫困生的变相贷款)的贫困生,将会被“经济征兵”。

就这样,安倍政府不费吹灰之力,便置换了久拖不决、有名无实的国民总背番号制的政策内核,以更加富于战略性、可操作性,且覆盖面更广的My Number取而代之,无疑是一次成功的侧面突围,一次低成本、高收益的漂亮的暗度陈仓。My Number制刚刚启动,也许还没到对其政策实效“盖棺”的时候。但从方向性和性质上来说,与《特定秘密保护法》一样,是自由和国民主权对政府行政权力的“让渡”。有了这两样“利器”,安倍政权(或未来其他自民党政权)的“普通国家”化程序想不提速也难,而国民、媒体和社运的制约作用将被进一步削弱。道理非常简单:对公共信息,你(国民)不得置喙。而你的个人信息,则由我(政府)来管理。你问我是如何管理的,程序有无问题,对不起,这是“特定秘密”,无可奉告。真可谓“翻手为云覆手雨,怎么出牌都由你”——战后历届政府的行政权力,何曾达到过如此“理想”的境地?

在“集体自卫权”已然松绑,“安保法制”已然成立,日本理论上已然变成“能战”国家,自卫队(不久后也许将升格为自卫军)的足迹将无远弗届的今天,如果单就“和平宪法”的核心条款第九条而言,其实已根本无需动刀。但路线图既已确立,安倍及其继任者应不会停止改宪的步伐。因为,他还需要向国民和国际社会证明日本仍是法治国家。说白了,是政府行政释法的精神,亟待宪法的“追认”。否则,作为立宪民主国家,于情于理于合法性,都意味着一种缺失。

不过,横竖要改宪的话,安倍的手术刀绝不会仅止于第九条,很有可能对现行宪法“伤筋动骨”。从2012年4月,自民党(彼时自民党在翻盘前夕,尚为在野党,总裁是谷垣祯一)内部通过的《日本国宪法改定草案》(简称“草案”)的骨架来看,一个总的评价,是“人权缩小,义务扩大”。从战后日本“人权进步、国权后退”的宪政发展轨迹上看,无疑是“反战后”的。对此,著名宪法学者、日本律师联合会宪法委员会副委员长伊藤真指出:

“其总的特征,一言以蔽之,是人权保障度弱化,课以众多的义务,在扩大权利上呈后退态势。”(伊藤真《憲法は誰のもの?——自民党改憲案の検証》,岩波書店、2014年5月15日第3刷、37页。)

另一位学者、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则认为,自民党的改宪绝不会止步于第九条的和平主义,(草案的)“准星甚至照准了包括基本的尊重人权、主权在民在内的战后宪法的根本原理,甚至连作为前提的立宪主义恐怕也难幸免”。如对现行宪法第十章中的第九十七条,关于“基本人权本质”的条款(即“本宪法对日本国民所保障的基本人权,是人类为争取自由经过多年努力的成果,这种权利已于过去几经考验,被确信为现在及将来国民之不可侵犯之永久权利”),全文本被删除;新增的第九章中,追加了“紧急状态”条款。其中,第九十九条如此写道:

“在紧急状态宣言发布时,按照法律的规定,内阁除了可制定拥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政令外,内阁总理大臣可划拨财政上必要的支出,并可对地方自治体的长官下达必要的指令。”

改宪改到这个份上,已然不是“伤筋动骨”的问题,只能说是战后和平主义的根本性变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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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笔者也理解,日本政坛的急速保守化,自有其内在成因和外部动力,非一日之寒,某种意义上,是八十年代以降,政治右倾化的一个归结,自有其必然性的一面。特别是近十年来,政府权力的强化(这种强化很大程度上又集中在首相官邸)与社运和媒体的弱化,反差鲜明,乃至今天的政治现场在不知不觉中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政府高官越来越敢于放言,舆论弹劾作用已相当有限。如2013年7月,副总理兼财务相麻生太郎访美时,谈到改宪问题,竟脱口而出“难道我们不应该学一学纳粹的手法吗”,不仅引友邦惊诧,还遭到犹太人团体的抗议。

另一个最近的例子,是“国民艺人”福山雅治宣布结婚后,令全国女性“晕倒”,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会上表达祝贺:“结婚是好事。多生孩子,贡献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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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此类带着赤裸裸战前范儿的“失言”,要搁过去休想蒙混过关,但在今天却基本无需道歉,舆论也就是骂两句而已,国民甚至都懒得追究了。

不止一位学者、记者,说过今天日本的氛围与三十年代颇相似的观察;刚刚经历过一次大手术的作家濑户内寂听,甚至说她“重新听到了军靴声”。我个人并不认为日本会重蹈战前的覆辙,但这些担忧显然也不尽是杞人忧天。以不久前的反安保法案抗议运动为分水岭,我个人尊敬的学者内田树、小熊英二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一个时代结束了,日本正站在历史的新节点上的观点。那么,日本究竟将向何处去呢?这是日本国民和我们共同关注并深长思之的大问题。当然不会有简单、现成的答案。

作为我个人,我只能说,我爱自由的日本。或者说,我之爱日本,原本就是因为爱自由。而一个自由的日本,真的会渐行渐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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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岁的日本僧侣作家濑户内寂听出席反对安保法案市民集会。她说:“我是一个将死之人了,我想在说完‘这样下去的话日本是不行的’之后死去。安倍晋三的思想十分恐怖,如果这种政权持续,肯定会发动战争。让年轻人不再有战争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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