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的代价:良民的难题

from 二大爷别院

端午节难免要说说屈原——幸好他死得及时。放到今天,他那些抨击楚国黑暗的诗辞,必然达到了“辱楚”的标准。别说什么爱国诗人,顶多只能是个楚国公知。对比之下,那个二十出头的马里兰姑娘就很不幸,喊了一句美帝的空气是甜的,结果不仅媚外,还辱华了。可怜的姑娘就算不生在屈原的时代,早个百来年,也可以免去这些烦恼。那时候的良民们可不是仅仅唱几句赞歌那么简单,直接挂洋旗,心甘情愿的给洋人交保护费。

冯玉祥是作为近代资深军阀,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在当今的教科书中贴有爱国标签的。他的自传《我的生活》里面记载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所谓“辱国辱己”的故事。

民国初年南北军阀混战,在南北之间,形势最复杂、战略价值最高的当属四川和湖南。这两个地方遭受的兵祸也最烈。冯玉祥带兵攻下了有“黔川咽喉,云贵门户”湖南常德。他进城后发现城内许多商店挂的国旗并不是民国当时的五色旗,而是日本人的太阳旗。而且还有游弋在常德境内沅江上的日本海军发布的安民布告。

这下让冯玉祥感到十分窝火。一问原因,挂洋旗的都是自愿的,为的是扯虎皮吓乱兵,表明自己的商店是受日本人保护的,免于被滋扰。冯玉祥把城里的商户都召集起来开会,说你们找外人来庇护,这是可耻的事情,辱国辱己,都给我撤了。

然后冯玉祥又去找日本人,说你们虽然可以在内河航行,但是不能上岸发布告。日本人的回答也很有意思:“这是贵国人民要求我们这么做的。总觉得很是遗憾。”当然,日本人不是雷锋,常德的商人肯定是花了不菲的代价才请得他们来发布告。

对此冯玉祥反思到,人民被环境逼得无法生存,花钱请日本军舰保护,挂日本旗安生,这当然不是人民的错。执政者的责任是富国安民,军队的责任是保家卫国,但是这两者反而把人民逼上了出卖国籍,不愿做中国人的路子,越想越悲愤,这不是给良民出难题吗。

不仅如此,冯玉祥还举了个美国人的例子,他说湖南军阀张敬尧败退岳州,当地民众如避虎狼,纷纷到美国人的教会里面躲藏,请求美国人保护。结果乱兵冲入教会,把阻拦的美国牧师给杀了。美国人反应极其迅速,美军舰当天即从上海起锚,奔赴岳州,保护教民。冯玉祥感慨的说,你看人家军队保护人民是怎样的精神,但中国军队不保护就罢了,还欺凌、虐杀。

冯氏虽为军阀,但脑子显然比21世纪的很多中国人好使。至少他还知道体恤同胞的难处,知道国事之不足,不以爱国的大棒遮丑。其实冯玉祥记载的这个事情并不是一时一地的新闻,而是当时内河、沿海各省存在的长达数十年的普遍现象,对于这种给洋人交保护费寻求保护的现象,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挂洋旗”。

举个重庆聚福洋行的例子。这家内河运输公司虽然名字里面有个洋字,其实是不折不扣的民族资本。1920年起,聚福洋行以中法合资之名,每年付出3万两银子(占其注册资本的10%)的巨资,换来挂法国旗的权利。付出巨额资金还要被骂为“假洋鬼子”,但即便这样,聚福洋行仍然觉得非常划算。因为如果要用实际行动爱国的话,光是营业税、直接税、二五税、江防费、护商费等22种苛捐杂税就远超此数,而且还没有任何的保护,时刻又被官府敲诈、扣押、拖欠的危险。而挂洋旗之后,有什么好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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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码头的挂洋旗

最显而易见的,就是以外资的身份,免了多项苛捐杂税和其他潜规则费用,而且洋人拿了钱也还真办事,每艘船还会派兵护送航,如真的遇见危难,还会通过强硬的外交手段甚至军事手段解决,企业可以专心于生产经营。因而,聚福洋行在七年间资产就翻了一倍。到1941年法国被德国占领,双方停止合作,聚福洋行已经有五百万两的家底。

所以聚福洋行每年3万两银子买来的是什么?不仅是企业安全运营的保障,而是当时中国最缺,其实也是最基础的公民权利。给国家交税没毛的好处,给洋人交税,至少真的能象正常人一样谋生啊。

不仅是内河省份的商人如此,沿海更甚。早在1904年的时候,福建厦门一带开往外埠的商船,十有八九已经挂洋旗。江苏官方设立了商船公会,专门劝人改挂清朝的龙旗,但是响应者寥寥。广东地方政府甚至在1907年下令原来挂龙旗所缴纳的50两税费一律豁免,以让商人不要再挂洋旗,这爱国都免费了,但是成效依然不大。

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在给光绪的奏折中对于民间从洋教,挂洋旗的行为这样解读:“羡外国之富而鄙中土之贫,见外兵之强而疾官军之懦,乐海关之平允而怨厘金之刁难,夸租界之整肃而苦吏胥之骚扰,于是民从洋教,高挂洋旗,士人入洋籍……”他作为统治阶层的一员,居然没有以爱国名义抨击民众,反而客观的点名了缘由。今天读来,是不是仍然觉得不过时?

不是人民要崇洋,不是人民不爱国,是人民真的不傻。你拿着刺刀你当然可以爱国,我看着你的刺刀就要思量思量啊。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任你把爱国的幌子扯多高都没用。

西方有句谚语,人生只有两件事是无法避免的,死亡和纳税。作为公民,为自己的国家纳税是一种天然的义务。但是,但是,义务和权利必须是对等的。纳税的目的是什么?公民度让自己的权力组成国家,还要付出真金白银去供养政府,是为了换得应有的公民服务。这样的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平等权、生命权、自由权、幸福权以及财产所有权。如果我已经尽了公民的义务,却依然换不回应得的权利,爱你干什么呢?你算什么国家?

从这个意义上去看冯玉祥所说的“辱国辱己”,我们可能会有更深的体会。能侮辱一个国家的,不是一个敢说真话的姑娘,不是唯利是图的商人,也不是只求安稳的良民。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国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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