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F: voluntary housing re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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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change local funds transfer lim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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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is my CPF interest computed and credited into my accounts?
CPF interest is computed monthly. It is credited to your respective accounts by the following year and compounded annually.
CPF balances used for interest computation are affected by the transactions in your account. For instance, contributions (including refunds) received this month start earning interest next month. Withdrawals/deductions in this month will not earn interest from this month onwards.
There are strict procedures in place to ensure the accuracy of members’ CPF accounts and transactions (including interest payments). To further ensure that our system is sound and robust, our statutory auditor performs regular reviews of formulas and computations in our systems for accuracy, and conducts independent verifications of the transactions and account balances.

CPF: Make a voluntary housing refund before selling your property
https://www.cpf.gov.sg/member/growing-your-savings/saving-more-with-cpf/make-a-voluntary-housing-refund

If you make a voluntary housing re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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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F eService: Make a voluntary housing re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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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位清华本硕博放弃“北京中产”，去往非洲

虎嗅注：近日，中国电力建设集团驻外工程师曹丰泽在《文化纵横》杂志的一次讲座中，分享了求学工作以来的自我探索历程，以及参与非洲建设的实践体会。

从清华大学毕业后，面对“小镇做题家”式竞争带来的成长困惑，他决心要和优绩主义的单一评价体系保持距离。“去非洲”，即意味着远离制造焦虑的大环境，开始学习社会的底层运行逻辑。通过勾勒一个复杂且具体的非洲，他认为青年人面对抉择应当辩证评估，以勇气和决断直面命运的未知，拒绝以想象来自我满足。

基于实地体验，他把非洲国家分为发展主义与非发展主义两类。以坦桑尼亚、赞比亚等为代表的国家，通过集中国家资源来推进公共设施建设，而陷于“分配正义”的南非以及政治动荡的刚果金，则难以创造有利的发展环境。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ID：whzh_21bcr），作者：曹丰泽（中国电力建设集团驻外工程师），整理：陈蕊，原文标题：《是理想也是现实：一个清华博士的非洲选择｜文化纵横》，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内卷、凡尔赛、“普通孩子”——你没看清的是什么

郝景芳 晴妈说

这几天被“普通孩子”真是刷屏到爆，看了好多讨论，有些话想说，又不想说，想了想还是想说——写公众号这么久，还没这么纠结过。最后决定，还是随便说两句。
（1）
这几天的争论是围绕教育焦虑。有人提起可以接受自己的孩子是“普通孩子”，于是引发一系列激烈的争论，又说起教育军备竞赛，仿佛所有家长都是焦虑的。我也有一儿一女，女儿也上小学了。为什么我带孩子不焦虑？因为很多东西，其实是数学问题。想明白了，就不焦虑了。

不少父母带孩子焦虑，是接受不了孩子的学业工作成绩比自己差。自己是清华北大，接受不了孩子考一般重点；自己是985/211，接受不了孩子考个普通学校；自己是一般高校毕业的，还希望孩子比自己考得好呢，怎么能接受孩子考不上大学呢？
但这里面根本没算概率。问题最严重的就是北京。清华北大每年本科录取6000人，研究生+博士一共录取13000人，再加点MBA什么的，每年差不多录取20000人。这些人毕业之后除了一部分出国，一部分去深圳上海，剩下的绝大多数都留北京了。咱们就算每年一半，10000人留北京了，这些人到了婚育年龄，一年可以生10000个清北二代。咱们假定清北全都内部结婚，这个数字降低一半，一年5000个清北二代。那清华北大每年在北京一共录取多少本科生呢？500-600个。明白了吗？假定其他大学二代都不参与竞争，只有清华北大二代竞争，你家孩子也得在全部清北二代里考到前10%，才能再次进入清北。

你家孩子能在清北二代里排到前10%吗？
你先想想，自己能不能在清北同学里排前10%吧。你难道忘了那些在学校里痛苦不堪、自称学渣的日子了吗？自己都做不到，凭点什么理直气壮地要求自己家娃做到？这里没算全球各路名校本科生，哈佛耶鲁MIT普林斯顿本科生回北京就业，这部分参与竞争的人数，和清北二代本科出国的人数，就算近似相抵，应该还算是合理近似。因此，只算清华北大二代在北京的人数和每年的录取比例，你就知道清华北大的父母有90%必须接受自己家孩子高考不如自己。90%清北父母要接受这个现实。那你接不接受自己属于这90%呢？我不焦虑，是因为我早就接受了现实。现实是数学。

（2）

除了清北，北京还有很多其他优秀高校。这些高校毕业的父母也多半留在了北京，他们也期望自己家孩子能够继续考入名校——甚至是比自己的学校更好的名校。有一句名言：孩子小时候，你怎么能断言孩子的未来。是的，我们不能断言。父母望子成龙都是可以理解的，哪个家长不是幻想着，万一自己努力推娃，就能推出一个天才娃呢！如果不推，不就耽误了一个天才吗。对于个体家庭，这都是没问题的，任何期望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对于群体就不一样了。在一个均衡系统内，绝对不可能所有家庭的下一代都比前一代社会地位提升。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道理很简单，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是这个社会中的相对高低，就类似于平均数和排名的概念，不是绝对值，而是相对值。一个集体里，绝对不可能所有人排名都上升。有人上升，就有人下降。一个集体里，也绝对不可能所有人的成绩都高于平均线，平均线的定义就是：一半人高于它，一半人低于它。“自己的孩子比自己地位更高”，也是不可能所有人同时实现的。焦虑就来源于此。

如果所有人都追求的是相对地位的提升，那么必然有人满足，有人失望。因为人群必然有上升，也就有下降。必然有相互倾轧，有争夺，有焦虑，有恐惧，有寸土必争，有分秒必争。这种焦虑哪怕到1亿年以后，哪怕人均月薪到了1亿元，也无法缓解，因为还是会有相对地位的上升下降。“不可能所有人都高于平均线”。只要真的懂得这句话，就会觉得这一切是多么悲凉。统计力学是人世间各种真理的核心，有这些相互倾轧的时间，真不如去好好读读玻尔兹曼。懂了玻尔兹曼，你对世界的看法会大大革新。高尔顿是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19世纪，博物学家高尔顿就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类的身高是均值回归的？如果高个子父母的子女会更高，矮个子的父母子女会更矮，那么经过千百万年演化，应该演化出一些四五十米高的人类，还有一些四五厘米高的人类。可是我们人类不是这样的。我们的身高回归到一米七的均值。这是为什么？高尔顿由此发现了均值回归的原理，这个原理的意义不亚于相对论。它意味着，高个子的父母生出不如自己高的子女几率更高。在一个稳定系统内，我们人类是均值回归的。如果你永无止境追求自己的子女优于自己，就好像追求高个子的父母一定生出更高的子女一样，是镜花水月一场。承认吧，你家孩子不如你自己优秀是大概率事件。这不是他的错，是你不懂统计。

（3）很多小城市的父母不理解大城市的家长为什么这么焦虑。按理说，教育焦虑应该源于资源匮乏，可是现实恰恰相反，资源相对匮乏（不至于绝对匮乏）的中小城市不那么焦虑，反而是优质资源溢出来的北京上海家长最焦虑，为什么?原因也很简单：大城市资源的丰富程度，赶不上优秀人才的积累程度。大城市的名校资源丰富，因此从初期就聚集了一轮人才，把全国各地的人才吸纳过来，越积越多。就像清北家长在北京越积越多一样，各大城市都有名校聚集来的人才，逐年增加。每个都是智商情商毅力三高的胜者。但是，这些城市的教育资源和教育升学率并未同步增加（中考升学率和高考升学率并未增加），也就是说，分子几乎不变，分母的优秀竞争者越来越多。于是大城市的升学困难性反而上升了。——很多父母感叹：还不如留在家乡小地方呢，起码那边的竞争压力没有那么大。可是，留在家乡小地方，你甘心吗？你不甘心——因为这么多年拼命，不就是为了逃离小地方，来到大城市吗。你在大城市打拼，寻求突破。可是这就意味着，你让孩子生活在一个更为险恶和困难的环境中。这真的不是他们的错，是你的选择。

那么，能不能减少小地方的名额，增加大城市名额呢？你几乎要嚎叫了！“这不公平！大城市汇集了这么多优秀人才，但升学率不升，这不是歧视优秀人才吗？！”但是你想没想过：你面临的矛盾，数百年前的朝廷就面临过。他们那个时候就汇聚了全国最优秀的人才。他们能让这些人的后代持续获得优势吗？能否延续代际优势，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流动性和稳定性，固化的代际优势是对国家有威胁的，因此朝廷不允许。曾经国家平均分配的名额，未来还将平均分配。如果国家不贯彻这个原则，曾经的你就没法成功，北京城至今仍然会是八旗后代的领地。你必须感谢这个政策。但是，这就意味着，当你成为了精英人士，就得接受后代没有你的优势大。平均政策就是为了打消优势。你曾努力一辈子获得的优势，恰恰就是政策想要消去的部分。你明白了吗？你在斗争的不是困难，而是规则。
（4）我在写《北京折叠》短篇的时候，曾经构思过后面很多情节。当时的短篇只是第一章，我原本打算后面写成长篇的。但是一不小心获了奖，现在过于受关注，后面没法写了。Anyway。在我曾经构思的情节里，城市折叠之后，并不是完全的沉睡，而是人的大脑通过脑机接口和虚拟空间相连，也就是说，人在睡眠舱里大脑是联网的，人可以进入虚拟世界。如果不睡觉，就会进入虚拟世界。第一空间有8小时，第二空间有24小时，第三空间有40小时。在当时我的设计中：第一空间和第三空间的人，进入虚拟世界就开始玩。第二空间的人，睡觉在虚拟世界中，也要拼命学习。睡觉时打开虚拟世界，也是做题。
这当然是作家的恶作剧。后来没写。但在现实生活里，教育焦虑和军备竞赛的都是第二空间，甚至是连发起话题的大学教授，都是第二空间。很多大学教授是最焦虑的，因为他们自认为是精英，而没有任何办法让自己的孩子保持精英。其实有这种疑虑的都算不上精英。真的精英，思考的是如何选择，而不是如何被选择。只要是思考如何考入某班、进入某公司的，都是思考如何脱颖而出，被选中。可是财富和思想自由的人不是这样思考问题的，他们思考的是：下一个增长点在哪里？我要如何判断出未来的风口？我要如何配置我的资源？而从小在安全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思考的也不是我怎么被学校和雇主挑中，而是我挑选哪个领域、哪个行当，挑选谁做合伙人。“被选择”考验的是成绩，“选择”考验的是眼光。
这才是真的阶层差异。

（5）
很多人习惯性把差距归因于初始资源，也就是自己家有没有钱。“我当然也愿意选别人，但我又不是富二代，哪有这个条件啊。”很多人本能性这样反应。但这种反应本身就是最大的局限。有这样想法的人，会觉得娃哈哈就是市场霸主，能进入娃哈哈工作是幸福的，想不到元气森林会超越它，更不会预料三顿半咖啡能超越雀巢，完美日记能超越雅诗兰黛。有投资人预测：中国未来所有消费品，都会被新品牌革新一遍，现在的消费热潮只是个开端。这种情况下，如果只想着怎么考学找工作，你连毕业时候找哪个公司都是茫然的。费尽千辛万苦进去的老牌大公司，可能是轰然倒下的垂垂老者。而你连挑中一家值得信任的新公司的眼光都没有。很多人对新世界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家长焦虑于自己家孩子找到一个稳妥的工作，在一个稳定的央企，每个月能拿到一万块钱，不至于流落街头，也能在亲戚里挺胸抬头。为了这个目标，简直要闹得全家鸡飞狗跳、关系破裂。

可是这些家长就像鸵鸟一样不看世界的变化。2019年我想找一个朋友的公众号做个宣传，问他公号广告的一篇价格是多少，他说大概70万吧。今年肯定又涨了。你看出这里面的差距了吗，当你还在为孩子怎么拿到一个月8000块钱焦虑的时候，一个公号大号可以每篇拿到80-100万。这是几千倍的收入差距，不是你在家打孩子屁股能打出来的差距。而如果你回顾一下自己平时爱看的公号大号，就会发现，没有一个是靠炫耀自己的考试成绩赢得粉丝的。全都是靠活泼泼的生命力和洞察力，赢得了千万人的青睐和喜欢。是个性和觉察，才是我们喜欢的东西。活泼泼的生命力和洞察力，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财富密码。无论是做个人IP，还是做新品牌、新商业、新产品、新技术。你想要的人生成功，在新时代都有可能。可是你在意过孩子活泼泼的生命力和洞察力吗？你给过自己的孩子足够的空间和支持吗？把一切都归因于家庭背景财富多寡，其实是一种懒惰。给自己的人生局限找了借口。让自己思想上接受了这辈子不能做任何锐意进取的事情，因此把自己蜷缩在一个狭小枯燥的安全范围，为了一点点的利益勾心斗角。这样的心态，只能错失我们这个了不起的时代。

（6）什么叫凡尔赛？凡尔赛就是忍不住偷偷炫耀自己的优越。什么叫内卷？内卷就是蛋糕做不大了，所有人抢现有的小蛋糕。什么叫“普通孩子”？“普通孩子”就是满足不了父母预期的孩子。所有这些，都是对阶层浮浮沉沉和人与人相互争夺过于敏感的人关心的概念。但是谁说蛋糕不能做大呢？凭什么所有人只能抢一个小蛋糕，有人赢、有人输呢？为什么不能做更大的蛋糕？为什么不能每人造一个新蛋糕？为什么不能扩大蛋糕的范围？这些问题都没人回答。很多人悲观地认为，当海外市场缩小，就意味着我们的蛋糕变小了，每个人只能埋头恶意竞争。这还是狭义理解了市场，根本不懂得市场是可以自我创造的。创新本身就可以把蛋糕做大，创造新的需求和新的就业，革新生活方式，带来新的财富。能对抗内卷的只有一个办法：把蛋糕做大。老人说“发展才是硬道理”，这话没几个人真正懂。如果不是靠盘子做大，而是靠倾轧争夺小盘子里的相对地位高低，我们今天全社会还停留在土改和批斗的年代。如果没有新创造的蛋糕，内卷的趋势就是所有人都输。想创造新蛋糕，也不一定需要跟其他国家抢现有的全球市场。创新本身就是做大蛋糕。所有跟今天不一样的技术、商业、生活方式，都会创造新蛋糕和千百万财富机会。这种情况下，我与其关心孩子能不能在内卷中倾轧别人，更不如关心我家孩子有没有给世界创造机会的能力。这跟初始财富一点关系都没有，只需要胆识、眼光、勇气、专业积累和自我驱动力。“闺女呀，你以后多创造点就业岗位吧，让其他人斗争得不那么辛苦。”如果我能给我娃提一些期望，可能就是这句话了吧。

（7）
一不小心说多了。本来想好了只随便说两句，预估了2000字的篇幅，不小心写了5000字。如果你一直看到结尾这里，不好意思，让你花时间了。其实我想说的很简单：有那些功夫研究如何内卷胜过其他人，真的不如研究一下如何创造新世界，让世界不那么内卷。很多人在计算自家孩子内卷水平的时候，一点都不算概率，盲目认为自家孩子肯定能踩着别人胜出，但是在思考创新冒险的时候，恨不得算到小数点后六位，头头是道说着创新的失败概率，以证明还是蜷缩稳妥更为英明。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放在更广阔的视角环境中，就没有什么“普通孩子”。我家孩子根本不是“普通孩子”，她/他是非常非常非常独特的优秀的孩子。她/他学习成绩不够好也没事，考不上好学校也没事，不影响我觉得他们一点都不普通，他们都是世界上最独特最优秀的孩子。未来做自己喜欢的职业，一定都是有生命力的、有个性的。我的教育引导和方法一直是鼓励他们自我超越、自我创造、自我实现的。即使他们考不上好的学校，我也相信他们能创造自己的美好人生，甚至创造美好的世界。我就是这么相信我的孩子。怎么了？不行吗？我不焦虑，就是因为我相信我的孩子们。

猪场防控非洲猪瘟要严防“炒猪团伙”向自己猪场投毒

一、封闭的猪场莫名被感染

一个存栏千头育肥猪在很山窝窝的猪场、有围场、且是水帘封闭式、饲养人不外出、注重除四害、全部使用全价饲料。但这个猪场8月底被感染了，不得不低价抛售。

老板百思不得其解来咨询我，我告诉他有可能被人投毒了。但老板不相信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认为封闭式猪舍、全价饲料不可能外人进入得了。

我问老板检查过水池吗？如果水池是露天的是很容易被投毒的。

结果老板在猪场露天的水池中果然发现了已经腐烂漂浮在水池上的猪体组织。猪场饲养员回忆有段时间发现无人机在猪场附近飞。猪场虽然有围场，但这些无良的“炒猪团伙”收猪人居然运用无人机将感染非洲猪瘟猪体投放到了猪场的饮水系统中。

承认平庸，才是走向非凡的第一步！

01

均值回归 

英国生物学家高尔顿年轻时候一度对“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问题产生严重的兴趣，然后花大量的时间研究这个问题，最后竟然有了突出贡献。

他研究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父母如果身高较高，或者比较矮，下一代也这样吗？

另一个问题是如果父母是高成就，他们的孩子能维持这种高成就吗？

其实这个问题东西方都有疑惑，但是近代科学精神崛起后，大家面对这类问题不再是仅仅满足于前人说的一个结论，然后大家产生分歧的时候互相举反例，而是开始从统计学层面分析是不是真的，或者像伽利略一样抱着俩铁球爬到比萨斜塔上扔下去，看看前人说的对不对。我经常看不少人因为这个问题吵成一团，但是两方好像不知道这玩意都早已经有结论，他们还在那里瞎吵。

结论就是“均值回归”，长得跟下图似的：

啥意思呢？

也就是说父母身高非常高，孩子大概率会出现向正常状态偏移，可能还会比正常人高一些，但是大概率不会像父母那样。孙子辈会进一步向正常值偏移。

个人成就也一样，也明显呈现出了这个趋势，父母是高成就，孩子高成就的概率是36%，孙子是9%，尽管比正常家庭出高成就孩子的概率高一些，但是也是呈现出回归常态的特征。

有点像《道德经》里说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说的是自然规律。

其实学过经济学的小伙伴也看出来了，这个曲线和经济学里的价格曲线，股票的价值曲线都非常接近，无论是股票还是鸡蛋价格，在长期看来都是围绕着一根主线在波动，这根主线就是他们的价值。

对ROE的再认识

作者：顺势而为之护城河

查理.芒格说过，“”如果投资只选一个指标，那就是ROE“，还说大概意思是”如果持有一只股票的时间足够长，即使买入的价格较高，其回报还是基本等于ROE’’。对这些话原来是有一些理解，最近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一、高ROE（净资产收益率）,特别是持续的高ROE天然地意味着一家公司具备牢固的护城河，外围资本无法通过加大竞争力度来抢夺市场让公司的回报回到市场平均水平；当然按杜邦分析ROE可以分拆为高杠杆、高周转和高毛利率带来的，而这其中高毛利率带来的高ROE是最为牢靠的。

二、周期性的高ROE也许意味着护城河的不牢固，依靠高杠杆带来的高ROE也需要我们保持警惕，这两种高ROE的背后都可能是公司依靠特殊背景或者通过特殊方式在特殊的阶段获得的竞争力，这种竞争力优势能否持久是不得而知的，或者说是不好把握的。

三、只要高ROE能保持，投资者投入的资金便可以以复利的方式持续获利，这种复利方式包括公司的再投资、回购和分红后的投资者红利再投入，期限一旦拉长其原始投入成本便可以忽略不计了。

四、对一个长期具备竞争力保持高ROE的企业，其ROE下降的原因无非以下几种：一是颠覆式的产品或技术出现，原有护城河无法保持；二是竞争对手加大竞争力度恶意竞争，而公司护城河并不牢固只能降低利润率应战；三是产品或市场空间有限，当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面临的累积现金过多无法再投资或乱投资，公司决策层又不愿意回购和分红带来的总体净资产收益率下降。

为什么有人会买负利率债券？

作者：伍治坚

假设你花100元，购买一个面值100元，年息为2%的5年期债券。那么每一年，你会拿到2块钱利息。5年后，你会拿回那100块钱。

我们现在假设，该债券的年息为负2%。也就是说，你买了这个债券，每一年还要倒贴对方2块钱。5年累计下来，总共倒贴10块钱。然后在5年后，拿回你自己的那100块。

问题来了：你会买这样一个债券么？

读者们可能会回答：谁会这么傻，倒贴去买债券？买这样一个债券，我还不如把钱放在家里，虽然没有利息，但至少不会亏。

但事实上，确实有不少机构，即使是负利率，也需要购买这样的债券。其中有一个很大的买家，那就是各个国家的养老基金。

上图显示的，是2018年几个主要的工业国家养老基金的资产配置。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国家的养老基金，都有不少债券。其中有些国家，比例还挺高（荷兰51%，德国49%，美国也有28%）。如果我们计算这些养老金中的债券的真实收益率（名义收益率-通胀率），就会发现，有好几个国家，都已经陷入负的真实收益区（比如荷兰、英国、德国、瑞士和日本）。

中年职场男创业开店一年实录

引子

“我最近有点焦虑。”在2017年冬天的某个夜晚，我一边撸串一边和一个哥们说，哥们在美团工作，每天晚上要到九点半后才能下班，约一个串基本就在10点以后了，还不一定能约得上，哥们一边回他老板的微信一边一脸疑惑地看着我问：“怎么啦？”

我说前几天看到一个猎头朋友发了一个职位，觉得还挺不错的，就问了问，猎头朋友跟我说，你就算了，雇主要求35岁以下的。自己一下就被噎住了，猎头朋友继续补刀：现在要求35岁以下是普遍行情。我于是顺道多问了几个猎头朋友，得到的统一回复都是35岁以上的就不看了。原来自己一不留神就到了没人要的年纪，抬头看看周围那些年轻人，低头看看自己现在做的事，一下就被焦虑击中了。

哥们说：“不至于吧，大不了就自己干点什么呗。”

干点什么

干点什么呢？这是个问题。

2014年底自己离开百度，就是觉得到了自己该干点自己事情的时候了，懂产品、懂运营、懂营销、懂数据分析、懂管理、还懂点财务税务、虽然不会写代码，但是和技术无障碍沟通啊，简直就是为创业而生。

Jesse Livermore Quotations

“After spending many years in Wall Street and after making and losing millions of dollars I want to tell you this: it never was my thinking that made the big money for me. It was always my sitting. Got that? My sitting tight! It is no trick at all to be right on the market. I’ve known many traders who were right at exactly the right time, and began buying or selling stocks when prices were at the very level that should show the greatest profit. And their experience invariably matched mine. That is, they made no real money out of it. Traders who can both be right and sit tight are uncommon. I found it one of the hardest things to learn. But it is only after a stock operator has firmly grasped this that he can make the big money.”

Jesse Lauriston Livermore

新时代的“三座大山”：消费降级、审美滑坡与多元化的丧失

去年年底，“消费降级”这个词开始在社交网络上流行起来。因为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感念，大家使用这个词的语境大抵是“我曾经能买到多贵的东西，现在买不到了，所以消费降级了”。这背后所反映的基本是生活成本升高但收入没有升高，以及大环境经济不好等现象。但是这个词最早出现的本意并非如此，据可查证的资料“消费降级”一词最早在2017年长江商学院一次论坛上提及，本意是新兴企业通过低价策略占领市场（如打车软件、外卖软件、视频网站等），但获得垄断地位后非但没有了优惠政策，反而要薅消费者的羊毛；以至于消费者花同样的钱只能买到大打折扣的产品或服务，变相的等于“消费降级”了。

但我认为，大家对于“消费降级”体验的背后，还有更本质的东西。就如我在《脏脏包批判》一文中所说，消费主义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消费主义一大本质特征就是人们痴迷于符号价值的实现，而忽略了商品本质的使用价值。

38岁，负债200万，被裁员：财务自由，才是中年最大的骗局

我有个朋友，38岁，很拼的那种，后来进了滴滴，中层管理，年薪差不多50万。出身贫苦家庭的他，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多钱，感觉自己的人生已经走上巅峰了，入手了一台宝马，在广州买了两套房，表面上风光无限，但都是贷款。前些年聚会，他最爱说的四个字，就是财务自由。今年春节聚会时，他没有再提起了这个词，额头上多了好几条皱纹。“脑子跟不上年轻人，精力耗不起加班，房贷车贷又是一座大山，今年业务没那么好，真的有点难熬，原来很多东西没我想的顺。”春节过后还不到一个月，他突然收到了裁员信息。

跟拍56年的真人秀：什么在决定我们的命运？

Photo by Edi Libedinsky on Unsplash，本文为Lens微信公号“WeLens”（ID：we-lens）授权转载。Lens 是一个致力于发现创造与美、探求生活价值、传递人性温暖的文化传播品牌。

《人生七年》准时更新了——这是很多人今年最期盼的作品之一。

它从56年前开始跟拍14个7岁的英国孩子，7年一次，直至今年他们63岁，其中有人已经离世。

《每日电讯报》说，在它面前，所有的真人秀都显得如此小儿科。

片子的初衷其实是立场先行：想要验证“富人仍富，穷人愈穷”，以此批判英国社会的阶层固化。

所以，摄制组当时是精心挑选了不同背景的孩子，包括4个女孩、10个男孩，其中，5个来自上流阶层，2个中产阶层，4个工人阶级，1个出身农村，2个来自孤儿院。

出身富人家的孩子

王涵：世界经济到底怎么了？

采访&研究：华尔街见闻

2019年4月14号，我采访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宏观首席分析师王涵老师。

戴老板×王涵，2019年4月

第一次见到王涵是在2014年夏天，那时兴业正在搞证券研究培训班，我跟同事想覆盖下其他行业的公司，便报名学习。某天去的晚了，教室内人山人海，台上一位儒雅的分析师正在用相对论来解释宏观研究方法，屋里闷热无比，台下的从业者却听得津津有味，这位分析师就是王涵。

国内搞宏观的首席，多数都是科班出身，比如许小年是UC Davis的经济学博士，高善文是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博士，姜超是清华大学经济学博士，任泽平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郭磊是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唯独王涵跟其他人不同，他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博士。

王涵本科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学的是核与粒子物理专业，后来赴美读博，研究广义相对论和引力波，他导师的导师便是201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Kip Thorne。博士毕业后王涵去德国做博士后，但回国后却转行研究宏观经济，先是去了莫尼塔研究，之后又到了兴业证券研究所。

非科班出身的背景，尽管让王涵起步地相对比较辛苦，但也让他获得了跳出既定框架思考的能力，尤其是天体物理学的背景，让他善于用多元思维模型来探究事物的本质。2015年，他的两篇报告《投资，你挣的是谁的钱》和《投资，框架应该长啥样》均在业内引起较大反响。

公司裁员八百人

前阵子国内裁员潮的报道开始流行，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在加州游戏行业工作的男友M。M立即给我发了个链接：https://kotaku.com/activision-blizzard-begins-massive-layoffs-1832571288

简单概括下就是游戏巨头暴雪裁员800人，很多有着多年工作经验，有家要养，有房贷要还的员工顿时陷入困境，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寻求支援。国内的裁员潮，多数源自资本狂潮退却后的洗牌，是多数公司效益出现下滑；暴雪裁员则不同——暴雪2018年的年利润创下新高，并不是支撑不下去才裁人，而是属于”战略调整”。

我道：”我以为游戏行业就业再不稳定，暴雪这种一把手总归是不会裁人的。”

M苦笑道：”你错了，游戏行业的裁员不分大小，小公司常常被鲸吞，鲸吞完后被关掉；大公司以业绩部门的决策为主，每战略调整一次，都要赶走一大批人。没有人是安全的。”

婴儿潮没了，光棍潮来袭：未来30年中国人口五大趋势

人口老龄化以后，尽管对传统耐用品行业的需求会减少，经济整体增速会放缓，但对养老、医疗等相关行业的需求会增加。

本文作者：中泰宏观梁中华，来源：李迅雷 (ID:lixunlei0722)，华尔街见闻专栏作者

长期来看，人口是影响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非常关键的因素。最近几年在经济增速不断下台阶的背景下，关于人口问题的讨论也越来越多，大家都在说我国的人口形势非常严峻，但具体严峻到什么程度，相关的细节测算和预测却很少。对于我国未来人口形势的判断更多是基于联合国的预测，但联合国的预测考虑的结构和细节问题较少，对预测结果的披露也比较有限。

在本专题中，我们采用经典的Leslie-年龄性别预测模型，对我国未来三十年的人口形势进行了预测。未来我国人口将呈现五大突出特征，这些变化必将对我国经济诸多领域产生深刻的影响。

1、人口预测模型的简单介绍。Leslie模型主要做两大方面的预测，一是利用各年龄群体的死亡率来推算下一年的人口结构，二是利用女性生育率测算每年新出生的男性和女性婴儿数量。在测算中，我们考虑了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教育程度女性的生育意愿的差异，也考虑了死亡率随时间的变化情况。测算使用的结构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2、趋势一：最快10年后，我国总人口将现负增长。我国人口数量在全球的占比也将逐步下降，印度人口数量有望在5年后的2024年超过中国。

3、趋势二：中青年加速减少，高峰时每年超千万。未来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每年减少300万以上，在2028年-2039年间，年均减少数量将超千万。

4、趋势三：二胎影响已过去，新生婴儿很快破1300万。预计今年我国新出生人口数量将降至1400万左右，五年内大概率跌破1300万。

5、趋势四：2年后进入深度老龄化，2050年或接近日本。我国或在2037年达到日本现在的水平，到2050年或将与日本当时的老龄化水平相接近。

6、趋势五：结婚率继续下滑，“光棍儿”数量增多。2015年我国15岁以上的未婚男性比未婚女性多4000万人，出生性别比例失调最严重的一代还没有大批量进入婚姻市场，未来结婚率会进一步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