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北毕业生子女凭什么上不了清北?

 元淦恭 元淦恭说

最新的数据显示,清华和北大两所学校的毕业“留京率”,创下了1994年取消“包分配”政策以来的新低。据统计,2019年,北大本科生留京率已经从2013年的71.79%跌到16.07%,而清华本科生的留京率从30.7%跌到了18.2%。

关于清北本科生为何“逃离北京”,相关的讨论已经很多了,我们今天只谈一个具体问题,清北(乃至全国所有名校)毕业生,为何在北京面临普遍的教育焦虑。其实,北京的中小学教育,有许多全国其他城市所没有的怪现象。其中最有趣的现象是,海淀区的幼升小“鸡娃”的程度高居全国之冠,恨不得5岁小孩儿就能达到外地初中生的英语水平(仅举例,其他学科也差不多)。但北京市的中考和高考,又比全国其他所有省市都简单,高考录取率(尤其是985/211录取率)又远远高于其他省份。于是我们就看到不同人群之间长期不绝的口水仗。过去高考“全国一张卷”的时候,北京考生的录取分数明显低于周边省份。现在,北京考生进某一高校的分数,大体跟其他省份的人差不多(但由于北京的试题明显更简单),因此其他省份的人觉得“北京有特权,北京占了便宜”,而且“北京有特权”还导致北京的户籍门槛高企,并且至今仍不允许无户籍的外地常住居民子弟在京高考。而北京市民却有另一番抱怨。在分省录取制度之下,北京的985录取率再高,北京985的绝对录取名额仍然只相当于全国985录取总名额的10%甚至5%以下,但由于即使保守估计全国也有20%以上的985毕业生选择在京工作,对985毕业生子女而言,这意味着绝大多数人的学校会低于自己的父母,这在经历了数十年发展主义、进步主义和快速扩招的名校毕业生看来是难以接受的。这实际上导致北京的升学竞争,尤其是在幼升小、小升初阶段极其激烈,也让北京家长和小孩儿苦不堪言。教育问题门槛不高,但人们的讨论往往诉诸情绪化。面对两种矛盾对立的观点,人们往往会认为一方是对的而另一方是错的,进而大量使用效率/公平或者“既得利益/利益受损者”的二元对立框架,强行得出结论。

前段时间,郝景芳的一篇《内卷、凡尔赛、“普通孩子”——你没看清的是什么》,对这个问题有非常清晰的探讨。但她的结论我却并不那么认可——“大城市资源的丰富程度,赶不上优秀人才的积累程度。”,这是京沪家长痛苦的源头。而她又问道:”那么,能不能减少小地方的名额,增加大城市名额呢?你几乎要嚎叫了!“这不公平!大城市汇集了这么多优秀人才,但升学率不升,这不是歧视优秀人才吗?!”她的答案也很简单:“曾经国家平均分配的名额,未来还将平均分配。如果国家不贯彻这个原则,曾经的你就没法成功,北京城至今仍然会是八旗后代的领地。你必须感谢这个政策。但是,这就意味着,当你成为了精英人士,就得接受后代没有你的优势大。平均政策就是为了打消优势。你曾努力一辈子获得的优势,恰恰就是政策想要消去的部分。”在她看来,北京的家长还是“认命”吧。但在现实生活中,谁又甘心呢?所以北京城里的家长和学生继续“内卷”,该“鸡娃”的继续“鸡娃”,鸡汤并不能解决问题,也不能缓解焦虑。社会公平和社会流动,当然是我们这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石。如果在中国,名校中的大多数学生都是名校精英子弟,社会当然要出大问题。但因为你是生在北京的名校精英的子弟,你就必须比外地非名校精英的子女承受实际上更低的名校录取率,这就真的合理吗?我们应当承认,从总体而言,北京、上海这样地方以“名校二代”为主学生,从整体上是要比其他地区的学生更精英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京沪名校二代的实际录取率反而低于其他地区水平,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是要承受一部分效率损失的。当今时代,人才和创新是竞争的关键胜负手,对生源优秀地区的学生的录取名额划出“上限”,绝不是最优的选择。问题出在哪里?说白了,就是出在分省录取制度上。

我多次说过,分析中国的城市格局,经济地理,教育体系,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分水岭年份,就是1994年,那一年“取消包分配”,这一件事的影响被很多人低估了,甚至很多人忽略了。比如这句“曾经平均分配的名额,未来还将平均分配”,就大可质疑。无论是录取人数,还是录取率,985/211/本科乃至全体的分省数字都是极不均衡的,从来就没有什么“平均分配”。现在这帮从外地考进北京上海名校并且留在北京上海的新移民,他们当年考进自己的大学,可比分数都是远远高于他们在京沪本地的同学的。北京上海历史上的超高录取率,有没有让本地人“占过便宜”?当然有。1994年以前,大学毕业是包分配的,所以你无论是不是在北京上学,毕业的时候能不能留京,根本不是你自己决定的。外地高校毕业的,分配到北京工作的比例就更低。所以,当时北京上海居民中,名校生的绝对比例并不高。基本上直至本世纪前十年,在京沪参加高考的考生,父母还是基于土著或者“大学毕业包分配”这两种原因到京沪的,并没有比全国其他地方的父母“精英”到哪里去。在那种情况下,京沪相较其他地区极高的录取率,当地考生基本上是赚的。1994年取消“包分配”之后,名校大学生迅速涌入京沪深穗和强二线城市。大城市聚集精英的比例开始显著高于其他城市,导致精英子女数量增长远远快于大城市所得到的名校名额指标,事实上至少在2015年前后(1997年出生的孩子这一年高考),京沪表面上的“高录取率”,对“名校精英子女”的价值,已经被“名校精英扎堆”的现象抵消了。需要注意的是,从1994年到2010年前后,北京和上海都在经历“狂飙突进”,这期间名校毕业生涌入京沪的规模非常大。且不说2010年以后名校精英“进京”“进沪”的趋势是否有所弱化,至少这一波人的子女,参加高考的高峰期会一直延续到三十年代。现在北京教育已经如此“内卷”,到三十年代北京“名校精英子女”实际录取率远低于全国的问题,将会比现在严重得多。

简单以“社会公平”“社会流动”来讨论这个问题是不够的。这个问题背后的深层次矛盾是,相对自由的人口迁徙和高度计划的分省招生制度之间的矛盾。分省招生制度是一个高度计划的制度,它本身是和计划经济体制绑定的,建立这个制度的基础是它既管大学生“从哪来”,又管大学生“向哪里去”,是“两头计划”。而1994年以后,后端大学生“向哪里去”的计划没有了,前端大学生“从哪里来”却管得死死的,才成为大城市教育“军备竞赛”不断升级的原因。针对这个问题,有人提出的解法是,改成“全国统一高考”,一张卷子,一条分数线拉平。你不是说北京上海学生的家长牛逼吗,小孩儿相对聪明吗,那一张卷子的结果不是他们就脱颖而出了吗?显然,现行的高考卷子并不可能实现这个结果。我国现在的高考虽然是个“选拔性考试”,但是它的难度却是相对固定的,它命题的范围只能是教学大纲(实际上也就是“考纲”)。高考不能考“超纲”的东西。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提“减负”开始,“减负”就等同于“降低难度”,最后的结果是大纲越来越简单,考题越来越简单。但是由于录取率就是这么低,你考题再怎么简单,也是为了把人选出来,最后的结果,从中考到高考,考试对智力和创造力的要求实际上是逐年降低的,但对容错率的要求却越来越苛刻。你的脑子聪明,能做出更难的题,诶,这不重要,根本没那么难的题目。升学竞争的关键变成你到底对题型有没有形成条件反射和肌肉记忆,本来应该拼脑力,现在变成拼体力。在这种情况下,题海战术必定有效,全国一张卷的结果,必然是全国“衡水化”。

但其实,选拔性考试原本是有另一种路径的。如果取消考纲,允许考试上难度,让选拔性考试的难度远远高于全社会通过“题海战术”能够Cover的范畴,“题海战术”就失效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高考试题的难度,尤其是数理化的难度是非常高的,但那时候补习之类的东西基本没有,上难度的结果,就是高考能够把全社会最聪明的脑子选出来。因为你根本没有“题海”可押宝,很多题目的难度,甚至一般水平的老师都做不出来,怎么给你灌输呢?

现在的北京,正好出现了一种非常尴尬的倒挂。由于北京高考的总体录取率仍然是高的,但北京高中名校的招生名额控得很死,所以基本上你进了好的高中就等于上了进好大学的保险。中考相对而言难度又不是那么大,初中的时候哪些学校能够更精细地管理更有经验地培训谁在中考胜算就大。最后的结果是,高考的竞争压力不如中考,中考的竞争压力传导到小升初,所有的家长卯足了劲,都是为了进好小学,好初中。由于幼儿园和小学课程太简单,无论如何都无法设计出具有选拔性功能的考试,于是进好小学和好初中的过程就只能“另辟途径”。没有升学考试不要紧,看看你剑桥英语的证书到几级了,以前“禁奥令”之前直接看你奥数成绩。选拔性考试时点的实际提前,把北京(尤其是海淀)的家长和小孩儿折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不夸张地说,如果把全国小学毕业生拉平在一起考语数外,海淀区的小孩儿绝对吊打同年龄其他任何省份任何城市的(包括衡水)。

这样的机制设计导致了什么问题呢?

第一,选拔性考试越前置,和学生本身的资质关系越小,和家长的投入乃至能不能买学区房这些经济因素的影响就越大。搞“禁奥令”之类的,又不得不引入各种“综合素质”的测试,只会对普通家庭的小孩儿更加不利。这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内部也造成了极大的不公平。

第二,选拔性考试前置,大量小孩儿牺牲了许多休息和娱乐的时间才成为“牛娃”,在接下来的整个中学教育期间却要面对最终一场难度不大的高考,这其实是对12岁-18岁这个学习黄金期的浪费。很多人早就提出过,从长期来看要实行“全面自主招生”,乃至于扩大优质高等教育供给等等一系列“治本之策”,这都不在本文讨论范畴之内。即使在当下,我们有没有解?在笔者看来,北京家长和外地家长的抱怨并不只是一个绝对的“零和博弈”,这个问题并不是完全无解的。我们能不能让效率的归效率,让公平的归公平?一些城市,一些家长有为孩子提供更精英的教育的条件。他们可以在中小学阶段就参与大学生的实验课题,可以读许多许多的课外书,可以“行万里路”……考试真的完全不能体现这些吗?现在的高中历史的考点才多少,而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核心史实是这些考点的多少倍?如果考试的范围是“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而不是“高中历史考纲”,衡水的考生是肯定没办法和北京上海看过许多课外书的考生相比的。

众所周知,在欧美有“大学先修课”的概念。虽然说外国中学生整体上数理化难度不如我们,但是真的对相关学科有兴趣有天赋的牛娃,高中就开始上大学课程,并不受到高中低难度的影响。而在我国陷入了两个极端,你除非是极个别的能够通过奥赛保送的学生,其他学生只能够走围着考纲题海考山这一条路,每天在有限的知识点里不断重复,也没有机会去探索更多更高难度的知识。固定考纲的考试,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全社会在起跑线上的公平。但更高难度更高区分度甚至不设考纲的考试,能够最大限度地选出最聪明且最有潜力的学生。

前些年,香港大学本科在内地招生最火的时候,就能很明显地看出来大城市学生的优势。因为港大等学校是用英语面试,所以最终在内地录取的学生大都是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学生。用英语面试,并且讨论社会议题,本质上是什么?就是考试“上难度”,这种难度就是题海战术覆盖不了的那种难度,这对精英家庭的子女就会有利很多。

我们能不能在现有高考制度之外,成立一个真正的“高水平大学联合招生考试”?(大致是211及以上的学校才能参加)这个联考的难度可以远远高于高考,达到现在的题海式“内卷”所完全不能解决的程度。联考可以全国一张卷,一条分数线拉通录取,现行的高考继续保留分省录取制度。所有参加联考的高校,拿出一部分名额(学校越好,比例可以越高,比如C9可以80%的招生通过联考,一般985可能50%靠联考招,一般211通过联考招生的比例控制在15%-25%)在联考里录取,其他名额继续留给分省录取的正常高考考生。对于联考考生而言,全国是一张卷子一条分数线,也并不存在在地域上是否公平的问题(但在客观上可以给京沪这些大城市的名校二代考生更多机会,让他们突破原本框得死死的录取名额上限);而对于高考考生而言,绝大多数高校的绝大多数名额仍然属于他们(包括绝大多数参加联考的学校仍然保留很多名额给他们),而且要实行更严格的均衡录取,即原985/211的高校的全国各省份录取率基本拉平,省与省之间即使题目、生源不具可比性,但在录取率上的巨大差距抹平了。

分省录取的反对者认为,不同省份生源质量不同,录取率拉平不公平。分省录取的支持者则认为,如果录取分数线全国拉平,生源质量较差/考试能力差省份的人就考不上好大学了。如果实行这种“联考”+“高考”的制度,正好从两方面都说得通。不同省份生源质量不同,已经体现在联考里,生源较好的省份已经通过联考得到了相对更多的名额;而除联考之外的名额按照录取率拉平,保证了生源较差的省份也有人能考上好大学,并且补偿了“单一分数线”带来的受客观条件(如教学质量)等原因带来的地域不公平。纵然不是最优解,也的确是一个可资参考的思路。既然分省录取制度的支持者认为,分省录取就是为了公平,那就让分省录取公平到底。如果教育部出台刚性规定,211以上大学报的分省招生计划必须保证全国各省录取率基本拉平,那么北京市5万考生假如是5000个名校名额,6万考生就是6000个,录取率始终不变,那么让不让外来常住居民参加高考,让不让外来常住居民落户,还有什么区别呢?全国各省录取率根据高考参考人数实现全国拉平,会彻底解决“高考移民”问题,因为你怎么移,你的名额都出在自己身上。以前有的城市原住民认为,我一旦开放“异地高考”,会导致原本的名校名额被“稀释”,要是这样搞,自然就不存在了。当然,如果照我这上面这么干,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的985/211录取率在分省录取名额部分会骤降,但是由于联考招生没有了分省名额限制,这些城市通过联考获得的新增名校生名额,大概率可以完全抵消录取率下降带来的名校生名额减少。由于联考招生越多的学校,是越好的学校,所以在这些城市整体上名校的学生数量不变的情况下,整体上就读的学校还变好了,联考的高难度还同时带动了整个中学阶段精英教育质量的大跃升,岂不一举多得?

内卷、凡尔赛、“普通孩子”——你没看清的是什么

郝景芳 晴妈说

这几天被“普通孩子”真是刷屏到爆,看了好多讨论,有些话想说,又不想说,想了想还是想说——写公众号这么久,还没这么纠结过。最后决定,还是随便说两句。
(1)
这几天的争论是围绕教育焦虑。有人提起可以接受自己的孩子是“普通孩子”,于是引发一系列激烈的争论,又说起教育军备竞赛,仿佛所有家长都是焦虑的。我也有一儿一女,女儿也上小学了。为什么我带孩子不焦虑?因为很多东西,其实是数学问题。想明白了,就不焦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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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父母带孩子焦虑,是接受不了孩子的学业工作成绩比自己差。自己是清华北大,接受不了孩子考一般重点;自己是985/211,接受不了孩子考个普通学校;自己是一般高校毕业的,还希望孩子比自己考得好呢,怎么能接受孩子考不上大学呢?
但这里面根本没算概率。问题最严重的就是北京。清华北大每年本科录取6000人,研究生+博士一共录取13000人,再加点MBA什么的,每年差不多录取20000人。这些人毕业之后除了一部分出国,一部分去深圳上海,剩下的绝大多数都留北京了。咱们就算每年一半,10000人留北京了,这些人到了婚育年龄,一年可以生10000个清北二代。咱们假定清北全都内部结婚,这个数字降低一半,一年5000个清北二代。那清华北大每年在北京一共录取多少本科生呢?500-600个。明白了吗?假定其他大学二代都不参与竞争,只有清华北大二代竞争,你家孩子也得在全部清北二代里考到前10%,才能再次进入清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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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家孩子能在清北二代里排到前10%吗?
你先想想,自己能不能在清北同学里排前10%吧。你难道忘了那些在学校里痛苦不堪、自称学渣的日子了吗?自己都做不到,凭点什么理直气壮地要求自己家娃做到?这里没算全球各路名校本科生,哈佛耶鲁MIT普林斯顿本科生回北京就业,这部分参与竞争的人数,和清北二代本科出国的人数,就算近似相抵,应该还算是合理近似。因此,只算清华北大二代在北京的人数和每年的录取比例,你就知道清华北大的父母有90%必须接受自己家孩子高考不如自己。90%清北父母要接受这个现实。那你接不接受自己属于这90%呢?我不焦虑,是因为我早就接受了现实。现实是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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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除了清北,北京还有很多其他优秀高校。这些高校毕业的父母也多半留在了北京,他们也期望自己家孩子能够继续考入名校——甚至是比自己的学校更好的名校。有一句名言:孩子小时候,你怎么能断言孩子的未来。是的,我们不能断言。父母望子成龙都是可以理解的,哪个家长不是幻想着,万一自己努力推娃,就能推出一个天才娃呢!如果不推,不就耽误了一个天才吗。对于个体家庭,这都是没问题的,任何期望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对于群体就不一样了。在一个均衡系统内,绝对不可能所有家庭的下一代都比前一代社会地位提升。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道理很简单,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是这个社会中的相对高低,就类似于平均数和排名的概念,不是绝对值,而是相对值。一个集体里,绝对不可能所有人排名都上升。有人上升,就有人下降。一个集体里,也绝对不可能所有人的成绩都高于平均线,平均线的定义就是:一半人高于它,一半人低于它。“自己的孩子比自己地位更高”,也是不可能所有人同时实现的。焦虑就来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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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所有人都追求的是相对地位的提升,那么必然有人满足,有人失望。因为人群必然有上升,也就有下降。必然有相互倾轧,有争夺,有焦虑,有恐惧,有寸土必争,有分秒必争。这种焦虑哪怕到1亿年以后,哪怕人均月薪到了1亿元,也无法缓解,因为还是会有相对地位的上升下降。“不可能所有人都高于平均线”。只要真的懂得这句话,就会觉得这一切是多么悲凉。统计力学是人世间各种真理的核心,有这些相互倾轧的时间,真不如去好好读读玻尔兹曼。懂了玻尔兹曼,你对世界的看法会大大革新。高尔顿是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19世纪,博物学家高尔顿就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类的身高是均值回归的?如果高个子父母的子女会更高,矮个子的父母子女会更矮,那么经过千百万年演化,应该演化出一些四五十米高的人类,还有一些四五厘米高的人类。可是我们人类不是这样的。我们的身高回归到一米七的均值。这是为什么?高尔顿由此发现了均值回归的原理,这个原理的意义不亚于相对论。它意味着,高个子的父母生出不如自己高的子女几率更高。在一个稳定系统内,我们人类是均值回归的。如果你永无止境追求自己的子女优于自己,就好像追求高个子的父母一定生出更高的子女一样,是镜花水月一场。承认吧,你家孩子不如你自己优秀是大概率事件。这不是他的错,是你不懂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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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很多小城市的父母不理解大城市的家长为什么这么焦虑。按理说,教育焦虑应该源于资源匮乏,可是现实恰恰相反,资源相对匮乏(不至于绝对匮乏)的中小城市不那么焦虑,反而是优质资源溢出来的北京上海家长最焦虑,为什么?原因也很简单:大城市资源的丰富程度,赶不上优秀人才的积累程度。大城市的名校资源丰富,因此从初期就聚集了一轮人才,把全国各地的人才吸纳过来,越积越多。就像清北家长在北京越积越多一样,各大城市都有名校聚集来的人才,逐年增加。每个都是智商情商毅力三高的胜者。但是,这些城市的教育资源和教育升学率并未同步增加(中考升学率和高考升学率并未增加),也就是说,分子几乎不变,分母的优秀竞争者越来越多。于是大城市的升学困难性反而上升了。——很多父母感叹:还不如留在家乡小地方呢,起码那边的竞争压力没有那么大。可是,留在家乡小地方,你甘心吗?你不甘心——因为这么多年拼命,不就是为了逃离小地方,来到大城市吗。你在大城市打拼,寻求突破。可是这就意味着,你让孩子生活在一个更为险恶和困难的环境中。这真的不是他们的错,是你的选择。

那么,能不能减少小地方的名额,增加大城市名额呢?你几乎要嚎叫了!“这不公平!大城市汇集了这么多优秀人才,但升学率不升,这不是歧视优秀人才吗?!”但是你想没想过:你面临的矛盾,数百年前的朝廷就面临过。他们那个时候就汇聚了全国最优秀的人才。他们能让这些人的后代持续获得优势吗?能否延续代际优势,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流动性和稳定性,固化的代际优势是对国家有威胁的,因此朝廷不允许。曾经国家平均分配的名额,未来还将平均分配。如果国家不贯彻这个原则,曾经的你就没法成功,北京城至今仍然会是八旗后代的领地。你必须感谢这个政策。但是,这就意味着,当你成为了精英人士,就得接受后代没有你的优势大。平均政策就是为了打消优势。你曾努力一辈子获得的优势,恰恰就是政策想要消去的部分。你明白了吗?你在斗争的不是困难,而是规则。
(4)我在写《北京折叠》短篇的时候,曾经构思过后面很多情节。当时的短篇只是第一章,我原本打算后面写成长篇的。但是一不小心获了奖,现在过于受关注,后面没法写了。Anyway。在我曾经构思的情节里,城市折叠之后,并不是完全的沉睡,而是人的大脑通过脑机接口和虚拟空间相连,也就是说,人在睡眠舱里大脑是联网的,人可以进入虚拟世界。如果不睡觉,就会进入虚拟世界。第一空间有8小时,第二空间有24小时,第三空间有40小时。在当时我的设计中:第一空间和第三空间的人,进入虚拟世界就开始玩。第二空间的人,睡觉在虚拟世界中,也要拼命学习。睡觉时打开虚拟世界,也是做题。
这当然是作家的恶作剧。后来没写。但在现实生活里,教育焦虑和军备竞赛的都是第二空间,甚至是连发起话题的大学教授,都是第二空间。很多大学教授是最焦虑的,因为他们自认为是精英,而没有任何办法让自己的孩子保持精英。其实有这种疑虑的都算不上精英。真的精英,思考的是如何选择,而不是如何被选择。只要是思考如何考入某班、进入某公司的,都是思考如何脱颖而出,被选中。可是财富和思想自由的人不是这样思考问题的,他们思考的是:下一个增长点在哪里?我要如何判断出未来的风口?我要如何配置我的资源?而从小在安全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思考的也不是我怎么被学校和雇主挑中,而是我挑选哪个领域、哪个行当,挑选谁做合伙人。“被选择”考验的是成绩,“选择”考验的是眼光。
这才是真的阶层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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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很多人习惯性把差距归因于初始资源,也就是自己家有没有钱。“我当然也愿意选别人,但我又不是富二代,哪有这个条件啊。”很多人本能性这样反应。但这种反应本身就是最大的局限。有这样想法的人,会觉得娃哈哈就是市场霸主,能进入娃哈哈工作是幸福的,想不到元气森林会超越它,更不会预料三顿半咖啡能超越雀巢,完美日记能超越雅诗兰黛。有投资人预测:中国未来所有消费品,都会被新品牌革新一遍,现在的消费热潮只是个开端。这种情况下,如果只想着怎么考学找工作,你连毕业时候找哪个公司都是茫然的。费尽千辛万苦进去的老牌大公司,可能是轰然倒下的垂垂老者。而你连挑中一家值得信任的新公司的眼光都没有。很多人对新世界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家长焦虑于自己家孩子找到一个稳妥的工作,在一个稳定的央企,每个月能拿到一万块钱,不至于流落街头,也能在亲戚里挺胸抬头。为了这个目标,简直要闹得全家鸡飞狗跳、关系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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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些家长就像鸵鸟一样不看世界的变化。2019年我想找一个朋友的公众号做个宣传,问他公号广告的一篇价格是多少,他说大概70万吧。今年肯定又涨了。你看出这里面的差距了吗,当你还在为孩子怎么拿到一个月8000块钱焦虑的时候,一个公号大号可以每篇拿到80-100万。这是几千倍的收入差距,不是你在家打孩子屁股能打出来的差距。而如果你回顾一下自己平时爱看的公号大号,就会发现,没有一个是靠炫耀自己的考试成绩赢得粉丝的。全都是靠活泼泼的生命力和洞察力,赢得了千万人的青睐和喜欢。是个性和觉察,才是我们喜欢的东西。活泼泼的生命力和洞察力,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财富密码。无论是做个人IP,还是做新品牌、新商业、新产品、新技术。你想要的人生成功,在新时代都有可能。可是你在意过孩子活泼泼的生命力和洞察力吗?你给过自己的孩子足够的空间和支持吗?把一切都归因于家庭背景财富多寡,其实是一种懒惰。给自己的人生局限找了借口。让自己思想上接受了这辈子不能做任何锐意进取的事情,因此把自己蜷缩在一个狭小枯燥的安全范围,为了一点点的利益勾心斗角。这样的心态,只能错失我们这个了不起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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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什么叫凡尔赛?凡尔赛就是忍不住偷偷炫耀自己的优越。什么叫内卷?内卷就是蛋糕做不大了,所有人抢现有的小蛋糕。什么叫“普通孩子”?“普通孩子”就是满足不了父母预期的孩子。所有这些,都是对阶层浮浮沉沉和人与人相互争夺过于敏感的人关心的概念。但是谁说蛋糕不能做大呢?凭什么所有人只能抢一个小蛋糕,有人赢、有人输呢?为什么不能做更大的蛋糕?为什么不能每人造一个新蛋糕?为什么不能扩大蛋糕的范围?这些问题都没人回答。很多人悲观地认为,当海外市场缩小,就意味着我们的蛋糕变小了,每个人只能埋头恶意竞争。这还是狭义理解了市场,根本不懂得市场是可以自我创造的。创新本身就可以把蛋糕做大,创造新的需求和新的就业,革新生活方式,带来新的财富。能对抗内卷的只有一个办法:把蛋糕做大。老人说“发展才是硬道理”,这话没几个人真正懂。如果不是靠盘子做大,而是靠倾轧争夺小盘子里的相对地位高低,我们今天全社会还停留在土改和批斗的年代。如果没有新创造的蛋糕,内卷的趋势就是所有人都输。想创造新蛋糕,也不一定需要跟其他国家抢现有的全球市场。创新本身就是做大蛋糕。所有跟今天不一样的技术、商业、生活方式,都会创造新蛋糕和千百万财富机会。这种情况下,我与其关心孩子能不能在内卷中倾轧别人,更不如关心我家孩子有没有给世界创造机会的能力。这跟初始财富一点关系都没有,只需要胆识、眼光、勇气、专业积累和自我驱动力。“闺女呀,你以后多创造点就业岗位吧,让其他人斗争得不那么辛苦。”如果我能给我娃提一些期望,可能就是这句话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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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不小心说多了。本来想好了只随便说两句,预估了2000字的篇幅,不小心写了5000字。如果你一直看到结尾这里,不好意思,让你花时间了。其实我想说的很简单:有那些功夫研究如何内卷胜过其他人,真的不如研究一下如何创造新世界,让世界不那么内卷。很多人在计算自家孩子内卷水平的时候,一点都不算概率,盲目认为自家孩子肯定能踩着别人胜出,但是在思考创新冒险的时候,恨不得算到小数点后六位,头头是道说着创新的失败概率,以证明还是蜷缩稳妥更为英明。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放在更广阔的视角环境中,就没有什么“普通孩子”。我家孩子根本不是“普通孩子”,她/他是非常非常非常独特的优秀的孩子。她/他学习成绩不够好也没事,考不上好学校也没事,不影响我觉得他们一点都不普通,他们都是世界上最独特最优秀的孩子。未来做自己喜欢的职业,一定都是有生命力的、有个性的。我的教育引导和方法一直是鼓励他们自我超越、自我创造、自我实现的。即使他们考不上好的学校,我也相信他们能创造自己的美好人生,甚至创造美好的世界。我就是这么相信我的孩子。怎么了?不行吗?我不焦虑,就是因为我相信我的孩子们。

看不见的“遍历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孤独大脑(ID:lonelybrain),作者:老喻在加

如果没有“遍历性”,就会失去“概率权”。

这两个与概率相关的概念结合在一起,告诉了我们在当下这个危机时刻最该做的两件事:

1.别出局。

活着比什么都强。

要赚钱,你首先得活得长。

2.别旁观。

不要浪费了你遭遇的危机。

参与其中,为未来下注,但不是简单抄底。Read More »

SARS专家管轶:身经百战,这次感到极其无力

【财新网】(驻香港记者 王端 文思敏)管轶昨天(1月22日)刚从武汉回来。

“连我都选择做了逃兵。”管轶是病毒学研究领域专家,目前担任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以及流感研究中心主任,稍早前他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对武汉肺炎可人传人、发展曲线等做出了精准的判断。(参见报道SARS专家管轶:武汉肺炎发展曲线与SARS高度相似)

“我现在在自我隔离。”管轶把自己锁在房间里,1月21日-22日,他和团队来到武汉,希望可以帮助找到动物源和对防疫工作的合作,但“有心无力,悲从心来。”

在2003年SARS爆发期间,管轶与其团队在广东发起SARS病原调查和诊断,率先分离鉴定出SARS冠状病毒并证明果子狸等市场野生动物是SARS的直接来源,通过建议政府取缔野生动物市场,遏止了SARS的再次爆发及流行。此外,他曾确定了目前在东南亚、欧洲和非洲地区传播的H5N1流感病毒的所有主要前体和传播途径,提供了世卫组织提出的大多数大流行前期H5N1疫苗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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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三问”

2019年,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特殊之年。

继“别让李嘉诚跑了”之后,正值盛年的马云退休了;未到中秋,已有10个首富倒下了,有些已深陷囹圄;年底,再度出山试图拯救联想于“爱国困局”的柳传志,也退休了。

2019年,刘强东在人生得意须尽欢之时,遭遇“明尼苏达事件”;李彦宏则被当众淋了一瓶水,百度深陷商业伦理泥潭;俞敏洪激情演讲后到全国妇联公开道歉;早已两鬓斑白的朱新礼将亏损的汇源“贱卖”;海航陈峰被巨额债务围困;李嘉诚化身为段子手,写下“黄台之瓜”……

另,王石已经放下,潘石屹告别地产,王健林断臂求生,马化腾压力大增,董明珠赌兴正盛,曹德旺赴美图强。

中国民营企业家怎么了?中国民营经济怎么了?

有人批判中国民营企业家只顾赚钱,大举杠杆,冒进扩张,没有企业家精神,当潮水退去时成了裸泳者、“老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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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清友:货币幻觉的消失与模式商业的消退

无论是投资人还是创业者,企业家还是政府官员,现在我听到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资本寒冬将会如何演化,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清楚,寒冬不会很快过去。

现在不应该再花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不管寒冬什么时候结束,你都要学会生存。地方政府要双招双引,企业要融资续命,资本要去伪存真,每个人都需要对自己进行一次革新,告别那个泡沫中的自己,寻找一个在未来行得通的生存方式,这是金融周期转换中一次躲不过的考验。今天我想通过四个故事来讲一下这个主题。

01 从龙王下雨的故事到金融改革

第一个故事叫“龙王下雨”。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全球步入到了一个宽松的新时代。这就像2008年玉皇大帝突然发现人间开始干旱,他在天上一看怎么赤地千里,发生了一些事故,他也没太搞明白怎么回事儿。但是玉皇大帝有一个历史记忆,1929年~1933年人间也发生过一次重大的变故,那个时候天庭没有及时出手,现在他觉得应该及时出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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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退风波里的hr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zhenshigushi1),作者: 马延君

裁员潮来袭,再次将有关hr的职业讨论推到舆论显微镜下。对老板负责,为员工服务的hr(公司人事),在职业角色和个人情感之间艰难从事,成为大时代中,一种特别的职场命运。

故事时间:2018~2019 年

故事地点: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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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间九点,下班时间已过,望京的办公楼依旧灯火通明,蒋维国靠在椅子上双手一摊,满脸写着无奈,“供应商的货卡在国外进不来,我能怎么办?你说我还能怎么办?”

张敏将纸杯往他面前一推,尽量用柔和的声音说道:“现在大环境都不好,公司目前的状况你也知道,每个人工作都有困难,你没完成任务量,我也没办法。”

对于张敏来说,即将被辞退的蒋维国就像案板上的鱼,还在做徒劳挣扎,举刀的人看似是她,可这刀何时落下,并非她一个hr所能决定。

2018年,张敏和同事的日子都不好过。受关税、政策等因素影响,电商行业一夜之间受到影响,张敏所供职的小型电商公司举步维艰,到了年底,不得不加紧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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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财政过年关:“紧日子”还能怎么办?减支出,继续找钱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eeo-com-cn),作者:杜涛

2019年的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同时对于行政性开支的管理也在趋于严格,收支两端都在出现快速的变化,年关将至,处在这些变化中的财政人士正在经历什么?

11月中旬,来自金融机构的宋雅(化名)已经连续三周奔赴西南一座旅游城市,从10月底开始,这座城市一家地方融资平台的借款虽然一直在付息,但是宋雅已经感觉到情况不容乐观;一位东部地方财政局负责收入的人士则一直盯着税务局和城投,他希望能够突然出现一个惊喜:比如借到钱或者税务有了大笔的进账。

而在淮海地区的一位财政人士张笛(化名)告诉记者,他们不仅将2019年的预算砍掉不少,2020年的预算也已经砍了又砍。

2019年的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同时对于行政性开支的管理也在趋于严格,收支两端都在出现快速的变化,年关将至,处在这些变化中的财政人士正在经历什么?

“找钱和还钱。这是今年大部分地方财政部门和融资平台目前都在干的事情,”上述东部地区地方财政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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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问题与世界真相

2019年11月11日,香港问题再次升级。这次升级的原因是因为一名警察在维护秩序时被黑衣人上前夺枪,警察自卫时开枪,击中一人,随后燥动不安的年轻人在街头开始了更为激烈的打砸烧。

在香港目前这种高压环境下,这种擦出火花的升级磨擦是不可避免会发生的,我们不聊这些注定会出现的细节,我们先看宏观大局,来判定未来走势。

如同过去的文章里说过的,我们要坦然面对的一个问题是,香港30岁以下的年轻人,基本都已经站在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里,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和网络媒体,对中国大陆的认知是妖魔化的,在香港,年轻人觉得自己是为“民主、自由”在战斗,他们排斥任何关于中国大陆的东西,好几次我混在队伍里看他们游行时,他们打砸的商店、银行,全部都是因为是中资占股,中国银行、建设银行、360优品(老板是福建人)的大门都用铁皮包裹了一层又一层,暴徒们在那里咣咣咣地使用工具进行破坏。

失去家国情怀的香港年轻人,正在厌恶关于大陆的一切。

香港的教育系统里,一大批觉得自己有西方神圣使命的教育工作者,在他们编纂的书籍里和课堂上,都要花很长的篇幅详细讲解中国大陆1990年代前发生的一些事情,在他们的认知里,这是为了正义在呐喊,为了人民的觉醒在奔走。拿这些事件作话题在香港搞得异常持久,几十年来毫不倦怠。

这些事件几乎是香港年轻人受到的教育里,厌恶大陆的一个起点,随后,在充斥着反华言论的推特和脸书上,香港年轻人看到的都是抹黑大陆的言论,那些推特文章我细细地读了好多篇,读得简直让我产生了幻觉,明明身边的大陆人都过得好端端的,基本上家家户户食有鱼、行有车,看美剧、打王者,有移动支付有24小时外卖,人均一万美元GDP,出门就能坐高铁去远方旅游,愿意奋斗的人疯狂进修,安于生活的人静享太平,而在推特上,中国人仿佛活在一个黑暗恐怖世界里,经济分分钟崩溃,国家分分钟亡国。

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互联网上都快黑了二十多年了,中国经济还没崩溃,居然还混成世界第二强国,可把他们给急的。

每当我把视野从手机推特的屏幕前挪开时,我都有一种如梦似幻的古怪感觉。

对中国大陆尽情地肆意抹黑,使香港年轻人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我在推特上看到有人采访香港大学一名男学生,用英语和粤语问他时,他还会回答,一说普通话,那名学生便说“(说普通话)我不会回答的。”,说完马上走开,还一脸厌恶的表情。

我必须得承认一件非常魔幻的事情,在我十几二十岁出头的时候,我的思想跟这些香港年轻人是一样的。

对,你没看错,我以前就是一个大傻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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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族勇士:沉重的代价——香港乱局背后

我这里要列出的,是香港近期的主要经济数据(数据来源为香港政府统计处)。众所周知,香港从6月份开始就没消停过,并开始对香港经济造成显著影响。本文会采取中立态度,客观的列举相关领域的数据,供各位了解这次乱局背后所付出的代价。

首先是最为明显的旅游人数数据。2018年香港总共接待外地游客6515万(月均543万游客),其中内地游客总计5104万,乃是支撑香港旅游业的绝对主力人群。一直到今年5月底,乱局还未起的时候,香港的旅游业表现其实都还不错,月均594万游客,较2018年的月均游客人数的增幅为9.4%。总之,一切看起来都还处于正向增长之中。6月份之后,增长势头戛然而止。6月份的游客总数514万,7月份520万,这个时候游客还处于观望之中,等待香港局势明朗。可惜的是此后的局势更加混乱。于是游客数量进一步减少,8月份359万,到9月份更是锐减到只剩下310万,较2018年的月均游客人数减少了42.9%。9月份的香港酒店入住率只剩下63%,而2018年同期的入住率还能达到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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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场防控非洲猪瘟要严防“炒猪团伙”向自己猪场投毒

一、封闭的猪场莫名被感染

一个存栏千头育肥猪在很山窝窝的猪场、有围场、且是水帘封闭式、饲养人不外出、注重除四害、全部使用全价饲料。但这个猪场8月底被感染了,不得不低价抛售。

老板百思不得其解来咨询我,我告诉他有可能被人投毒了。但老板不相信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认为封闭式猪舍、全价饲料不可能外人进入得了。

我问老板检查过水池吗?如果水池是露天的是很容易被投毒的。

结果老板在猪场露天的水池中果然发现了已经腐烂漂浮在水池上的猪体组织。猪场饲养员回忆有段时间发现无人机在猪场附近飞。猪场虽然有围场,但这些无良的“炒猪团伙”收猪人居然运用无人机将感染非洲猪瘟猪体投放到了猪场的饮水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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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族勇士: 中国富了吗?

在这里,我要给出的是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一组值得仔细研究的数据:全国居民收入按五等分分组后的情况。我们将会看到收入最低的20%底层国人和收入最高的20%顶层国人,他们的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由此,我们将会更加深刻的了解中国。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国家统计局的收入数据来源为全国百分之一人口的随机抽样调查,数据可信度很高。

一、全国五等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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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房地产沉思录(update 48)

在许多人眼里,下月中旬APEC峰会之前的这段时间,是充满了一波三折的动荡期。

10月21日,特朗普在内阁会议前对媒体表示,“与中国的协议进展非常顺利,他们想要达成协议”,并强调美国加征关税对中国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某种程度上,他们不得不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的供应链正在崩溃。”

对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也表示,美国政府仍计划在11月中旬的APEC峰会期间签署协议。但他强调,仍有一些问题悬而未决。同一天,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接受Fox Business采访时则表示,第一阶段协议不一定要在11月签署,“与中方达成一个正确的协议,比在下月APEC领袖峰会上签署更重要。”同时,他还证实,第2或第3阶段的协议会涉及美中贸易冲突中的关键问题,并强调应确保中方会实行协议的措施,而美方原计划在12月15日对16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15%关税以及对华为的制裁,则不属于第一阶段协议的内容。

事实上,过去一周以来,中方并没有像“第一阶段协议”中规划的那样从美国进口大豆,而是一直在忙于订购巴西大豆。根据业内人士透露,最近一周内中国企业订购了至少约48万吨(分8个批次)、价值1.73亿美元的巴西大豆。对此,美国三家大豆出口商也表示,自从中美双方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以来,还没有对中国出售美国大豆,美国农业部也没有任何出货订单记录。

看来,这一波将远非三折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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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见过分析世界格局最透彻的文章

作者:乔良将军(中国著名军旅作家、空军少将)

来源:根据西财工商EDP高级管理培训中心2015年4月25日大型讲座整理,有删改(本文不代表金融五道口立场)

“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了解全球局势,何谈了解中国。

此文对全球局势高屋建瓴,解析了世界几大经济体的前世今生,读完茅塞顿开,受益匪浅,值得多看几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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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帝国崛起的背后:先是黄金后是石油

1944年7月,美国为了从大英帝国手中接过货币霸权,由罗斯福总统推动建立了三个世界体系:

一个是政治体系——联合国;一个是贸易体系——关贸总协定,也就是后来的WTO;一个是货币金融体系,也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按照美国人的愿望,是确立美元的霸权地位。

但是实际上经过20多年的实践,从1944年到1971年,整整27年,却并没有真正让美国人拿到霸权。

什么东西阻挡了美元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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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平庸,才是走向非凡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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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回归 

英国生物学家高尔顿年轻时候一度对“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问题产生严重的兴趣,然后花大量的时间研究这个问题,最后竟然有了突出贡献。

他研究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父母如果身高较高,或者比较矮,下一代也这样吗?

另一个问题是如果父母是高成就,他们的孩子能维持这种高成就吗?

其实这个问题东西方都有疑惑,但是近代科学精神崛起后,大家面对这类问题不再是仅仅满足于前人说的一个结论,然后大家产生分歧的时候互相举反例,而是开始从统计学层面分析是不是真的,或者像伽利略一样抱着俩铁球爬到比萨斜塔上扔下去,看看前人说的对不对。我经常看不少人因为这个问题吵成一团,但是两方好像不知道这玩意都早已经有结论,他们还在那里瞎吵。

结论就是“均值回归”,长得跟下图似的:

啥意思呢?

也就是说父母身高非常高,孩子大概率会出现向正常状态偏移,可能还会比正常人高一些,但是大概率不会像父母那样。孙子辈会进一步向正常值偏移。

个人成就也一样,也明显呈现出了这个趋势,父母是高成就,孩子高成就的概率是36%,孙子是9%,尽管比正常家庭出高成就孩子的概率高一些,但是也是呈现出回归常态的特征。

有点像《道德经》里说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说的是自然规律。

其实学过经济学的小伙伴也看出来了,这个曲线和经济学里的价格曲线,股票的价值曲线都非常接近,无论是股票还是鸡蛋价格,在长期看来都是围绕着一根主线在波动,这根主线就是他们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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